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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中国和平外交
张晓辉
宋庆龄是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在国际上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是国家领导人之一，虽未在外交部门任职，但经常就国际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热情地从事于包括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在内的繁重国务活动。以她本人的特殊身份和在国外的广泛影响，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侵略战争，声援正义，充当和平使者，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好往来。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为新中国对外事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参与和影响中国的对外决策
宋长期是党外人士，但她坚定地站在中共和政府的立场上，始终不渝地坚持推行和平外交。建国后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苏友协总会会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由于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声誉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非常尊重她，“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和她交换意见，他们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建国伊始，宋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并宣读关于支持中、苏、美、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要求的决议草案，获得大会一致决议通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早在1951年6月。宋即作《沦和平共处》一文，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她坚持一生的观点，深信和平共处是挽救国际紧张局势、避免战争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人民赖以迈向持久和平以及求得一切福利与文化需要的一项政策”，是“可以成功地实行的。不但全世界各国能够接壤相处，和平竞赛，而且能缔造一个伟大的合作的时代。”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嚣张、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东西方冷战铁幕险峻、和平组织力量稚嫩之时，未能正确地预测局势发展方向又提出可行的对策，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1954年《中印协定》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前。宋已经多次著文阐述了此原则的基本思想。如主张：“各国平等，各族人民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一切愿意和平共处、在互利的条件下贸易的国家和人民，我们都愿和他们友好合作，不论它们的政府是什么形式或抱什么见解。”“和平必须建立在一切民族平等和各国建立互利关系的基础上。只有各国人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最大的利益，不受外来干涉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一切才有可能。”宋强调“真正的独立”，即“一方面不允许别人侵犯其主权，一方面争取和所有尊重这种权力的国家合作”。
以上表述，全面地概括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诸内涵，可以说宋亦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奠基者之一。
宋长期不懈并准确无误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出中国对外关系所遵循的政策，是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大力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友好相处；争取同爱好和平的各同人民和各个国家以及一切愿意保卫人民的权利和人类进步的人结成最广泛的联盟。除了第一点具有60年代以前特定历史背景和国际局势的限定以外，其余都有着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可动摇性。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宋十分敬重，每逢重大外书活动，常请她陪同出席。除了每年的国庆盛典，宋还陪见过许多外国领导人及重要人物。如 1952年陪毛、朱接见苏联访华团；1954年陪毛接见并宴请尼赫鲁及甘地夫人；1955年陪毛接见并宴请胡志明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1956年陪毛接待苏加诺；1957年陪毛接待捷政府代表团、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苏各界代表团及各国政府代表团；1959年同毛等会见赫鲁晓夫；1960年陪刘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主席哈希·列希；1962年陪刘接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1963年陪周接见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等等。宋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各国驻华外交官员等活动也相当频繁。
正出于宋的重要身份所起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和特殊贡献，1957年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时，请非共产党的宋庆龄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随同前去，其名字排列仅次于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联席会议上，宋被安排在显要位置，和毛在主席台上坐在赫鲁晓夫与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之间，格外引人注目。她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毛在会议结束签署宣言时，请宋和邓小平坐他的两边。
国际学者甚至认为，宋是中国领导层中“关于西方的某种权威。特别是在中国与世隔绝的岁月里，她使他们对在中国很难见到的西方方式有一点体会，多一点理解。”此说有些道理，如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前，常就服装打扮、言谈举止及社会礼节等问题，特地向宋讨教，受益非浅。
为了把正在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以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宋于1952年初创办《中国建设》，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范围达140余国家和地区。她亲为杂志撰稿30多篇，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宋几十年和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中国和平外交事业同样也离不开其独特贡献，故党和人民给予她崇高的地位和无比的尊敬，刘少奇评价“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二、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重点
据粗略统计，建国后宋庆龄共计发表有关外事的文章、演说。信函、电文达200多件，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坚定的立场和原则：孜孜追求各国人民的和平、进步、正义、信任、团结和友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欺压掠夺和国际阴谋。
宋执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点是；
1．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同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战争威胁。宋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封建主义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尤其帝国主义成为“人类进步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今天世界上战争的唯一来源。”
50年代初，宋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曾用人民的鲜血在亚洲各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同样的事实。这些历史的每一页上都充满了人民不得不忍受的苦难。……我们必须把这些罪恶消除净尽。”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和《苏美外交政策的区别》文中，宋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国远东政策、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残暴性、虚伪性和侵略性质，这些蛮横行为致使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她还多次严厉地谴责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是“一个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应“加以裁判”！
针对帝国主义核讹诈，宋两次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签名运动，强烈要求停止核试验并全部销毁核武器。她作文将帝国主义者称为“战争贩子”，表示鄙视和深恶痛绝。
但宋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指出：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世界的绝望而疯狂的阴谋”是完全可以制止和打败的。她曾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称赞和平运动和世界人民的力量“一再遏制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所创造的危险局势，捍卫了和平”，坚信只要“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必将进一步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阴谋”。
2 始终极为关注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及和睦相处问题。宋在《争取和平的新力量》文章指出，“旧亚洲消失了，新亚洲正在崛起”，欢呼亚洲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结成新的联合”，是“东方世界的一个新力量，并将影响整个世界”。
1955年访印期间，宋阐述厂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张缔结亚太地区“集体和平公约”，表示“中国支持召开远东会议，以便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她认为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历史卜的共同遭遇使他们互相接近，当代所面临的主要课题是保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加强各国间的友好往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她广泛地与各国领导人接触时始终坚持并强调的观点。
在宋所正式访问过的国家中，除了苏联以外，其余的都是业洲国家。她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业洲（后扩及非洲）各国的团结、合作与奋斗，号召“实现一切种族、肤色、信仰和宗教的团结”，因为“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当中印达成贯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后，宋著文称颂这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树立了“很有意义的榜样”，“我们非但没有用毁灭生命的原子弹，相反，……我们采用加强文化联系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并声言：“中国主张和平，主张谈判而不主张诉诸武力”。
亚非会议召开后，宋在印尼发表《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的广播讲话，说该会议表明“旧殖民主义制度，正在从舞台上消失”，帝国主义“对亚非人民发号施令，把他们当作战争、掠夺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工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对于在继续进行中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宋号召亚非各国人民高举和平共处的旗帜、万隆旗帜、反帝反殖的旗帜，指出“这是一条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确在亚非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响应，有利于中国和平外交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3．对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发起和指导，充分显示了出色的外交魅力。宋准确地把握着时代的脉膊，不断地向国外传播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
尽管和平运动严格讲并不属于外交范围，但仍是我国外事工作的重点之一，它有利干我国调整和发展对外政策、扩大对外影响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早在30年代，宋就是著名的和平战士，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努力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为中国和平外交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宋为和平奋斗最活跃、最有成就的年代，恰是冷战最为严峻的时期。她的基本思想是；帝国主义侵略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和平必须用斗争去获得。“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它们只能够一起得到，而且必须不借付出任何代价去争取”。人民“不会乞求和平，他们将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她在许多场合反复宣传这个思想，以斗争求和平，贯穿于她为和平而奋斗的全过程。
宋充分估计到中国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新中国已变成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并站在国际进步势力的一边，“这是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有利于全人类的最重大的转变之一。”宋极珍惜中苏友谊，称两国友好“是和平的堡垒”，亚非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则是“争取和平的新力量”这些是宋从事和平运动的坚定基石，亦是她为之长期奋斗的精神动力和不懈努力的信心所在。
在世界和平运动中，宋的地位显著。在国内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执行主席（194年）；亚太区域和平会议执行主席（1952年），此乃新中国第一次召开的规模巨大的国际会议，有37国代表出席；她同周恩来、郭沫若发起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1950年）。在国外被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0年华沙）推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与约里奥·居里同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1952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951年）等等。
宋经常保持与国际和平组织及友好人士的联系，接待他们来华访问，并为建立和发展中外友好协会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中国政府和平外交政策和世界人民的团结斗争，50年代中期终于出现国际局势和缓的趋向，宋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活动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宋本人也成为国际和平运动的杰出人物，与布雷赫特、萨特雷、阿拉贡、爱伦堡等齐名，永垂史册！
4.满腔热情地构筑中苏友好大厦。50年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客观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战争威胁，尤其是企图颠复和孤立新生的人民中国，宋毫不迟疑地赞同“采用一面倒的政策”。她“特别珍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认为两国人民自十月革命起就“奠定了永远亲密合作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所梦寐以求的中苏两大人民的亲密合作，现在成为事实了。”建国初，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宋接见读者时谈到，这是“平等、互利的条约”，“不仅可以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拨阴谋，而且是持久和平的有力保证。”
宋担任中苏友协筹委会主任，后当选为第一副会长。宋于1954年底任中苏友协总会长。在此位置上，她积极工作，接见苏联客人是其繁重的外事活动中主要的内容之一。宋与苏中友协、苏对外文化协会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每逢重大国事活动或例行庆典，她必致电问候或祝贺，联络感情，直至“文革”爆发才中止。
宋多次访苏，会见过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最高党政领导人在内的许多各界人士，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演说、著名者如 1957年发表《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义》、《中苏友好同结是人类和平的保证》；1959年陪同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宋致词表示将永远珍视中苏人民伟大友谊和各国人民间的国际友好团结，强调“这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宋继承并发扬了孙中山和她本人过去一贯主张中苏友好的传统，为建筑50年代的和平堡垒倾注了大量心血。
三、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繁忙的外事接待工作。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贵宾和国际友人占了宋很人一部分时间，仅据《宋庆龄年谱》所载材料统计，她大约在国内接待过近3Q0次外宾，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文革”以前的年代。
在宋所接待过的外国客人中，有地位显赫的国家元首和军政要员，如尼赫鲁、甘地夫人、胡志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金日成、苏加诺、吴努、班达拉奈克、西哈努克、谢胡……等等，有不少人她曾多次会过面。还有世界和平组织、中外友协、妇女团体、各类进步机构或民间访华团的负责人；也有国际友好人士，老朋友及普通劳动者，范围极广泛，人数难以计量。这些外宾都以能会见她这位有名望的人物为荣，并受到和平与友谊馨香的熏陶。
宋所接触的外宾国籍几乎遍布全球，但比较集中于苏联、东欧、朝、越、蒙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缅、巴、印尼、锡兰等亚非国家，这与其和平信念和中国外交重点是密切相关的。此外，她同美、英。法、日、意、奥、印、瑞士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民主人士也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
除了出席官方的外事活动外，宋还常以私人名义在京沪两地寓所宴请贵宾。享此殊荣者既有各国元首和一般友人，也有政府或民间团体及各种国际性组织，有时规模甚大。如 1956年来在沪私邸举行茶话会，欢迎来自2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
我国许多外事工作或例会也需要宋庆龄出场。每年一度国庆盛典期间，她都十分忙碌，以国家领导人身份接见并宴请来京参加我国庆典礼的各国观礼团或访问团。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活动往往十分隆重，最多时有80余国的贵宾几千人。作为回报，宋经常应邀出席各国驻华使节举办的招待会。
宋历年所接见过的外国参观、访问、交流团体涉及政府、议会。财界、经济、军事、外交、友协、和平、文化、艺术、丁会、妇女等类，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不胜枚举。她特别与各国友协、文化、工会、妇女、和平团体及个人保持着广泛、持久而深厚的友谊。
她还经常出席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的仪式，一般都要发表简短讲话，祝愿中外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坚持直至暮年。
2．和平使者，友好使节。来多次代表国家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加强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她富有魅力，落落大方，为中国树立了美好的形象。
1952年12月，宋率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回国途中顺访匈牙利和苏联，共计45天。1955年底1956年初，访问印度17人。1956年l～2月，先后访问缅甸Z1天和巴基斯坦 9天。1956年 8月，访问印尼 10天。1957年11月，访苏 20天。1964年2月，访问锡兰6天。这些访问都取得巨大成功。
宋的崇高声誉和地位，对扩大中国的对外交往及影响有极重要的意义。她积极促进中苏友谊，是最后同斯大林会面的外国人之一。据说斯大林对宋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记录在案的仅有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1952年12月，在匈牙利参观时，受到热情接待，同匈工人党总书记拉科西畅谈甚久。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宋是唯一的非共产党员代表，而且被安排到显要位置。1955年尼赫鲁在新德里欢迎宋时，使用了向欧洲来访者致欢迎同时从未有过的语词，称赞她“信仰从未动摇过”，“她的声音一直在呼唤着和平”。宋同苏加诺也有深厚的友谊，在双方互访中交往密切，互相信任，使中印（尼）关系曾非常融洽。此类事例还很多。
宋热衷于促进中印友谊的发展，认为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于维持世界和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她访印时，当地所有报纸都以首页刊登消息，并发友评论热烈欢迎，称其为“加强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纽带”和“忠实朋友”。宋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阐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衷心赞赏。
在缅甸，宋发表题为《为和平而奋斗的中国和缅甸》之演说，引起全场长达2分钟之久的暴风般的掌声。在巴基斯坦，来被誉为“热爱国际和平和社会正义的人们应该效法的榜样”，荣获达卡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被授予“卡拉奇公民权”和置于精致银盒内的金钥匙。在印尼独立11周年的盛大典礼上，宋发表电台讲话《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苏加诺总统号召全国人民以她为“学习的榜样”。
宋最后访问过的国家是锡兰，与周恩来、陈毅同行。在斯里帕里学院作题为《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长篇讲演，强调了人民在世界和平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宋庆龄为中国人民架设通往世界各国的友谊桥梁奠立基础，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的和平友好使者。
3、晚年的困惑和新贡献。建国后宋的外事活动人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两头高中间低呈马鞍型，这主要因政治气候变幻所致。60年代以前尤其是50年代中期最为旺盛，当时宋身体较好，亦正值我国各项建设事业比较顺利的黄金时代，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文革”期间可算第二阶段，宋心情沉重，百思不解，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从生理上讲，70岁后她健康和精力转弱，也不宜再过多承受外事的压力。特别是“文革”初期来曾一度受到冲击，后因周恩来保护，才幸免于难。但除了礼节性地出席各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仪式和在国家庆典时被推出作为陪衬外，一切活动都被停止或取消。身陷逆境，宋仍未放弃对和平外交的追求和信念。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最高决策人错误地认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核战争；并判定“苏修”是“社会帝国主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和主要对手。宋毕生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巩固中苏友谊而奋斗，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无疑使之痛心疾首和难以接受。她别无选择，只能保持缄默，但决不见风使舵，发表应景文章或作违心的表态。1966年起与苏联的长期友谊及联系断绝了，宋在世界和平与中国外事舞台上几乎消声匿迹。
进入新时期，我国对外事务恢复正常，外交政策灵活务实，同各国的联系日益广泛和密切。宋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仍以饱满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重又活跃于外事领域，为中国的和平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后的奉献（这也是她的最后阶段）。
宋已年逾八旬，体弱多病，但出于国家礼节，总是坚持会见外国客人。根据新时期对外工作的需要，其注意力投向增进中美友谊。
1978年底，中美即将建交，宋电贺美国友人，称“值此30年的共同努力成为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时刻，我谨向你们和美中友协致以热烈的祝贺。”她最后两年会见过许多外国贵宾，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各界社团及友好人士。她欢迎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做了大量工作，在美国朝野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美国和中国人民交往的纽带”，“是两个伟大国家精华的象征”。
即使在垂暮之年，宋紧张而繁忙的外事活动也从未停止过。1981年5月逝世前不久，还带病出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仪式，并发言称这是“把中、加两国人国连接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加方校长赞颂宋“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她“毫无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厂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
的确如此，宋庆龄为中国的和平外交付尽了心血，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将水远地怀念和纪念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