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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日本
[日本]久保田博子
l913年，宋庆龄从美国留学在回国途中顺路绕道日本、与“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刚刚亡命到日本的孙文相会。在美国期间，1911年宋庆龄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曾经高兴地跳起来，为祖国摆脱了沦为“君主立宪国家”的命运 ，实现了“共和国”的理想而感动，认识到了其中的重大意义。（“The greatest event of the twentiethcengtury”，1911.‘The wesleyan’）
这次与孙中山的相会．是基于宋庆龄积极、主动的意识。宋庆龄向孙中山提出了要帮助他从事革命的愿望。宋庆龄的这种意识最后发展成为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的动机。关于这件事，在宋嘉树写给孙文的书信（写信日期为1915年8月3日；载《萱野长知旧藏：宫崎世龙笔记·保管有关孙文资料》）中，曾很清楚地地记述了宋庆龄向父亲表白想与孙文结婚时的情况。另外对年后在接受E.斯诺的采访时，宋庆龄也回答说：“当时我们并不是恋爱。……而是从很早就萌发的英雄崇拜思想。从家里逃出来、为了他而献身，完全是充满了罗曼蒂克色彩年轻姑娘的心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帮助正在拯救中国的人、而当时能够拯救中国的只有孙博士一个人。所以，……我从威斯里安大学毕业归国的途中，专程到东京拜访了正在亡命中的他，并提山希望帮助他工作的愿望。”（《通向觉醒的旅程》E.斯诺、松冈洋子译，纪伊国屋书店出版。Edgar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这样，最初是跟姐姐蔼龄一起协助孙文工作，1914年组姐结婚之后．她就代替了姐姐作了孙文的英文秘书，积极地帮助孙文进行各项活动。关于她在日本期间的这些活动情况，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关于孙文的动静》等文件中，有按时间顺序做的详细记录。这其间，宋庆龄多次往返于东京、上海之间，也都是跟革命活动有关的。从下面所引朱卓文写给孙文的书信（写信日期为为1915年2月2日和2月4日，见《萱野长知旧藏；宫崎世龙笔记·保管有关孙文资料》）中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其间的情况：
（2月2日信）
“……二十九日抵沪，三十一日始于宋小姐相晤，据言，她极愿晓黎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至筹备地方一所以为她办事之用，她云，此事她极赞同，惟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她母之疑眼云。刻下，弟已将附近一房陈设妥当，任她何时均可到彼处办事矣……”
（2月4日信）
“……刻下，弟在隔邻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现她订於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此后函件与她可照前日之地址、便彼直接收到矣。至先生之书，已在通运搬回，惟零星四散，前之书箱已由彼等拍卖，一无所存，殊为可惜，现弟购数书箱，重行编好，置於宋小姐办事之房，此房颇为清静，当合她之意……”
日本是宋庆龄投身于革命活动的起点。武昌起义成功的巨大
冲击，使她的思想由改良而趋向革命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日本与孙文的相会，给她提供了参与实践的契机。在孙文那里，使她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在孙文身边，她通过学习孙文的经验、接受孙文的指导，认识到了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严峻性和紧迫性。
与此同时，日本也使具有美国生活经历的她，直接或者间接地体验到了不同于美国的近代国家、社会和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宋庆龄晚年在写给国方春男、国方千势夫妇（梅屋庄吉和梅屋德子夫妇的女儿）的信（写信日期为1978年12月9日，见小坂家收藏有关梅屋庄吉资料）中写道；“您们的访问，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即对梅屋庄吉先生和夫人、孙中山先生和我之间的友情的回忆。时间和形势水不能抹掉这宝贵的友谊，什么也不能抹掉的……”。信中所谈到的和梅屋夫妇的交往，恰好是在这一期间。特别是梅屋德子，可以说是宋庆龄在日本期间接受间接体验的主要媒介。有理由推测，在一些实际场面中，她给宋庆龄带来了相当大的刺激。例如，1917年2月19日宋庆龄在写给梅屋德子的信中曾经这样说：“……And If I should ever got money of my own，
lwould like togo In partnerships with you in the cinema business，
for it is agreat means for education through these motion pictures we caneducate our people in seeing Shanghai and the lovely suburbs
……”总之，在美国、日本经受的“近代生活”体验，对她以后的近代化、民主、自由以及人权等思想的形成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宋庆龄最后一次来日本的时间，是1924年11月。当时，宋庆龄陪同应冯玉祥、段棋瑞、张作霖的北上邀请前往北京、天津访问的孙文，途中顺道来到神户。当时日本政府（加藤高明内阁）的基本姿态，是支持北方政权，所以二十一条要求的解决，旅顺、大连问题的解决，都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在这种局面下孙文在28日作的以大亚洲主义为中心思想的讲演，可以说是对日本人民的遗言和最后的期待。同一天宋庆龄对女学生们发表的讲演，也包含了跟孙文相同的愿望。她在讲演中呼吁同处于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中国应当友好互助，并期望日本的女性能够为此而做出贡献。（“A NationRise No Higher than the Status of its
Women” The OSakaMainichi，1924 12．4；载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大亚洲主义）讲演资料集》——1924年11月、日本与中国的歧路 法律文化社1989年出版）即使在这个时候，孙、宋两人在归国之后，对日本民间友人们始终不渝的支持和友谊依然抱着热切的期待。例如，从宋庆龄与宫崎龙介的来往书简（收藏在宫崎家中）和她致泽村幸夫的感谢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然而，日本方面对孙文和宋庆龄在最后一次来访中向日本人民表达的希望和期待的回答，却是以“侵略”为主的对华政策。
正因如此，回国后不久就失去了孙文的宋庆龄，继承孙文的遗志，为了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亲自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不久，她就迎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这时，她以参与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等独特的方式参加了这场抗日的战争，逐渐成为一位拯救中国，寻找中国出路的领袖。抗日，才是宋庆龄跟日本之间关系的最主要的内容。（参见拙稿《宋庆龄与日中战争（1）一卢沟桥事件50周年寄言》，《辛亥革命研究》第7号，1987年）抗日战争期间，她对日本问题作过多次谈话，对日本局势的洞察相当深刻，这些都可以从《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永远和党在一起》等文集所收录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对于上述问题的考察，也是我们今后的研究课题。
日本战败之后，在内战的战火中中国何去何从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选择，她为祖国的重建积极奔走于各种社会救济事业，尤其关心中国儿童的成长和教育。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日子，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站立在天安门上。日本女作家宫本百和子（也是战后妇女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就此问题给宋庆龄写信表示说：
“……1949年9月21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了为期灭的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您在第一天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我在日本读到了这份演说。当您宣告：‘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充满了生气。中国人民正在前进，革命意气风发。这是历史的飞跃和建设’。‘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民族的独立、人民的民主主义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这些任务已经被成功地完成并得到确实的保障’。那时，您胸中洋溢着的激动不能不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感染。……我们对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示由衷的喜悦，并且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所起的作用，只是捣乱和破坏。……1949年12月9日”（《妇人民主新闻》167号，1950年2月3日第一版）。
对于这封来信，宋庆龄在信中说：
“……我读了您通过《妇人民主新闻》社水泽耶奈先生送来的信，对于您对我们政府的关心和鼓励，我们表示由衷地感谢。
“这不由地使我想起，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您们国家的各位进步人士，给了我们诸多支援，才使得我们能够打倒满清帝国。但是，由于北洋军阀的阻碍，使革命大业中途发生了变化，尔后,孙中山先生留下了三大政策的遗愿而逝世。孙中山先生清醒地判定：正是苏联，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同苏联紧密地联合起来，携手前进。……我愿借把我们之间紧紧连接起来的这封信，向您们倾诉。中国妇女对您们的奋斗表示热情地支持，对您们面临的困难处境表示深切地同情。我们坚信，您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成功。……1950年l月5日”（载上述《妇人民主新闻》）。
在此之后，宋庆龄越来越关注日本的局势。1950年12月18日，她致函日本劳农救济援助会，表示“支援在松川事件中被官方逮捕的工人”。1951年11月9口，她又写信激励在松川事件中受到诬陷控告的被告工人们，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名义，向他们的家属送去300万日元援助金。另外，1951年2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她还发表了《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保护日本》的讲话，斥责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对日政策并对此表示忧虑。
不久，在日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宋庆龄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作的种种努力开始有所了解，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其她的活动。1953年，中国研究所编译出版了《宋庆龄选集—一为了新中国而奋斗不息》（鸽子书房）一书，1960年幼方直吉发表《关于一次国际会议的回忆——忆上海反战大会》的文章。1979年《宋庆龄选集》的日文版（仁木芙美子翻译，家政书房出版）再次出版发行，以此为契机，日本对宋庆龄的研究逐渐展开。
宋庆龄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对《人民日报》的记者陈弘先生说过“我很想再到日本去一次，哪怕只去神户看看呢！……”从中也可以看到她对日本怀有着何等深厚的感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