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更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与灾难。宋庆龄在这场急风暴雨、风云变幻的动乱中，从震惊、困惑到很快就警觉起来。她用特殊的方式，与狂热的极“左”思潮，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她高度的原则立场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沧海横流，更显英雄本色”，我们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将有助于加深对宋庆龄的认识，更好地学习宋庆龄的伟大革命精神和高贵的品质。

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最大的困难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匾乏。一方面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另一方面，宋庆龄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少公开活动。为了保护同志，保护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被造反派拿去作为攻击别人的“炮弹”，据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工作人员反映，宋庆龄曾悄悄地在寓所销毁了许多材料；她曾与志同道合的挚友们频繁通信，议论“文化大革命”，在信中她并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鲜明地表示了她的爱憎立场，但为了不给别人找麻烦，她在信尾总是写上“阅后销毁”的字样，不让留下任何书面的痕迹。在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但这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增加了许多困难。所以，迄今为止，研究“文化大革命” 中的宋庆龄，仍是宋庆龄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本文试图通过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虽然是很不完整的）和走访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宋庆龄有过交往和接触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作一些研究和探讨，有的只是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供读者参考。这些看法是不成熟的，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大家动手来收集和整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把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的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一从震惊困惑中警觉
与一切善良的人们一样，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对于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宋庆龄起初只认为这不过是文艺界不同观点的“争鸣”，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庆龄也曾经表示赞同和拥护。她认为：“每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为了使它的党员保持高度的革命性，都会遇到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进行斗争的问题。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这样，在取得政权以后更是这样，甚至在共产党赢得性利之后，也必须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斗争，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党内的还是社会上的（只要整个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它就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反复进行整风运动；在全社会，广泛进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革命组织就能够保持坚强，人民的阶级觉悟就能提高，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会有坚实的基础。”

当红卫兵运动汹涌兴起，“破四旧”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人街小巷、机关内外，造反派到处揪斗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围攻党政领导机关时，宋庆龄感到震惊和困惑：难道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吗？当时，宋庆龄曾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当时红卫兵中流行一种“血统论”的思想，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曾经说过：“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离开教育，孩子不会因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自然红’起来。”

可是，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是变相的“靠边站” 了。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原来中共中央的重要情况都及时向宋庆龄通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都及时送宋庆龄批阅。现在她不但看不到任何文件，也没有人向她通报任何有关运动的情况，甚至连她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和它的下属机构也不向她报告工作，一切获得正常信息的渠道都被掐断了。宋庆龄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这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将会把人们、把国家引向何处？宋庆龄感到十分困惑和仿惶。她不愿意随波逐流，被喧嚣的口号声、锣鼓声搞昏了自己的头脑，迷失方向。于是，她通过各种可能的关系，尽可能多地来获得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当时公开发行的的报纸、造反派贴出的大字报和流传的一些“小报”、传单虽大多是颠倒黑白、造谣中伤，但是，字里行间也透露了一些信息：哪个地方的党政机关被夺权，某某人被揪斗、被打倒了等等。宋庆龄千方百计地收集各方面的材料，认真地阅看和仔细地分析。她每人花在这方向的时间总要八九个小时。有时她要司机开了汽车，自己坐车沿着几条主要马路去看街上贴出的大字报。还有，就是频繁地与亲属和挚友们通信。她一再关照他们在信中要讲真话，井且“阅后销毁”，以免被造反派拿去当作“把柄”。据马海德夫人苏菲回忆，当时宋庆龄与马海德之问的通信是很频繁的，这些通信大多不通过邮寄，而由保姆或司机送去。他们在来往信件中交流各自了解的情况和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苏菲说，宋庆龄在信中表示了她对“文化大革命”的鲜明态度和立场，可惜这些信件，马海德遵照宋庆龄的嘱咐，当时全部都“阅后销毁”了。宋庆龄的表弟倪吉土也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经常写信给他，有时一天要有两封。1968年，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两次从金仲华家中抄走宋庆龄与金仲华来往信件和底稿共八十件。据当时市革委会的档案材料说：“其中谈论‘文化大革命’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1967年一年有十三件”，并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金、宋同在上海或北京，均用信联系，由专人传送，从不用电话，这传递信的人，宁用警卫同志，不用中福会派去的秘书，不知何故？”其实，道理很简单，宋庆龄这时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已经高度警觉起来。过去，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不得不用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两种手段来对付国民党的血腥统治。现在，宋庆龄也已经把造反派看成不是“同志”，不得不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他们了。

宋庆龄的一生，曾经多次与貌似强大的敌人作过殊死的斗争，有时甚至是孤军奋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然而宋庆龄坚信，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坚持真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穷凶极恶的敌人，虽然可以横行嚣张于一时，到头来终究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她回顾总结历史经验说：“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世界。”“春天总会来的，到了春天就好了。”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真理是在宋庆龄一边，那些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一个个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文化大革命”与过去的历史事件有其共同的规律，可是“文化大革命”又有其特殊性。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进行的，这就为“文化大革命”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增加了更多的迷惑性，使人们一下子看不清它的实质。宋庆龄也一样。她对毛泽东十分崇敬，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她虽然厌恶造反派的极“左”做法，不齿为伍，但是对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也仍“要求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尽了最大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二、宋庆龄反对“文化大革命” 的几个重要因素
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认识，以至从警觉、反对而奋起抗争，在“文化大革命”与她一贯的理想、信念、道德、人格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尖锐矛盾以后逐步形成的。

（一）孙中山的尊严遭到亵渎，孙中山的名誉受到诋毁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使宋庆龄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是她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和伟大导师孙中山遭到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造反派煽动了一批幼稚无知的青少年，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以极“左”的观点，攻击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他们把孙中山说成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极力渲染孙中山的“阶级劣根性”、“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竟然要撤走建国以来一直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与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画像并列的孙中山画像，捣毁矗立在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企图去掉孙中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这就意味着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伟大功勋将被全盘否定，中国的近代史将重新改写，是非功过将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宋庆龄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孙中山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和伟大导师，宋庆龄追随孙中山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为实现孙中山的伟大理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这样说，孙中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就是宋庆龄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孙中山已经成为来庆龄整个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现在造反派把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说成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非功过被完全颠倒过来了。

在涉及理想、信念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宋庆龄再也无法沉默了。她经过缜密细致的思考，几个月的认真准备，数易其稿，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孙中山—— 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发言，全面、详尽地评述了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伟大的革命作用。宋庆龄与造反派诬蔑攻击孙中山的谰言针锋相对，用了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倾注了她对孙中山无限仰慕之情，旗帜鲜明地、满怀深情地歌颂孙中山。她说；孙中山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来仍然是正确的。”

（二）不相信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内奸”、“工贼”、“反党分子”
在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纪念活动的筹委会主任，可是在纪念大会召开之前，刘少奇已经在党内受到批判了。不久，刘少奇就被作为“内奸”、“工贼”、“反党分子” 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彻底打倒。

宋庆龄与刘少奇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她深知刘少奇的为人，她佩服刘少奇成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早在二三十年代，宋庆龄和刘少奇在白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中就默契配合，互相声援、刘少奇在领导白区地下斗争中一改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做法，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党在白区的力量迅速壮大，革命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全国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宋庆龄对此是十分钦佩和衷心拥护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分别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又是筹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在国务活动中长期的合作共事，使他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宋庆龄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曾向刘少奇倾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声。刘少奇也对宋庆龄无论是政治上、生活上都极为关心、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刘少奇这位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突然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不容刘少奇本人澄清和申辩，就把他彻底打倒，“永远开除党籍”，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宋庆龄对此非常不满。她赞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著，但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宋庆龄特别在“正确处理”四字下加上了着重点。她认为“正确处理”一词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一棍子打死，怎么能说是“正确处理”呢？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所谓“批判”，说刘少奇“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建国十七年来，在许多领域中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宋庆龄认为，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很凑巧，宋庆龄在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写过一篇《解放十六年》，宋庆龄在这篇文章中热情歌颂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说：“如果没有一个能正确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领导，人民的干劲和才能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充分发挥的。”这个“领导”，当然包括国家主席、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刘少奇在内。对刘少奇的批判，不仅是对刘少奇个人的攻击，而且是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身上抹黑。

对刘少奇批判的荒谬可笑，宋庆龄是深有体会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度尼西亚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元首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体现国家元首的尊严，尊重出访国家的风俗习惯和外交礼仪，王光美特地向熟悉西方生活的宋庆龄请教出国后需注意的事项，宋庆龄不厌其烦地给王光美讲解在国外人士交往中生活礼仪上需要注意的各个细节，使王光美得益匪浅。王光美出国后的一些活动就是按照宋庆龄的关照去安排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的印尼之行却被丑化得不堪入目。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顾自己可能会因此招致横祸，曾多次义正词严地对一些老朋友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不相信刘少奇是“内奸、工贼、反党分子”。她说：“刘少奇在党内这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过去怎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呢！”宋庆龄一如既往，仍称呼刘少奇、王光美为“刘主席、光美同志”。1966年年底，这时，刘少奇已被公开点名为“全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可是宋庆龄还派秘书给他们送去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井在扉页上亲笔写着：“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这本宋庆龄亲笔题款的《宋庆龄选集》，现陈列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纪念馆，是宋庆龄不畏强权、捍卫真理的历史见证。

（三）冤假错案遍及全国，构成了“血和泪的海洋”
“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是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一个个过去与宋庆龄志同道合、长期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和战友；都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反党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牛鬼蛇神”，遭到非人的摧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宋庆龄说：“这简直是血和泪的海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因其中的一些名字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而悲痛万分。”

宋庆龄是在《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这篇文章中说这番话的。金仲华与宋庆龄有着三十多年的战斗友谊，长期协助宋庆龄工作，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和“最信任的人”。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爪牙，残酷迫害金仲华，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宋庆龄知道后，“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有成功”。“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名誉的‘罪名’”。然而，宋庆龄始终不会料到，她与金仲华的通信，竟会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金仲华的重要原因。造反派不顾金仲华的强烈反对，强行从他家中抄走了宋庆龄给他的几十封信，金仲华宁死不屈，以死抗争，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杀。

由宋庆龄创办、金仲华任第一任社长的《中国建设》社里，还有编委陈瑞麟、总编室主任方应旸也被迫自杀。杂志另一位创办人陈翰笙和他的妻子顾淑型被长期关押在两个地方。当顾淑型身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准陈翰笙去见他妻子最后一面。爱泼斯坦和他的妻子邱茉莉，以及另一些工作人员，被以“莫须有”罪名，投入监狱，长期关押。副总编辑李伯梯、鲁平等人被关进了“牛棚”。宋庆龄的亲属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她的表妹倪吉贞被迫跳楼自杀，跳楼地点就在淮海中路武康大楼，宋庆龄上海寓所的对面。宋庆龄身为国家副主席，竟无法挽救她最亲近的表妹的生命，感到无限的悲痛。宋庆龄的表弟倪吉士全家被扫地出门，所有衣物被抄走，生活极度固难。宋庆龄只能在生活上接济他们，把自己所有西式衣眼都给了表弟的几个女儿。

尤其使宋庆龄不能容忍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坟墓被造反派挖了。墓碑被砸，暴尸露天这对宋庆龄无疑是晴天霹雳，极大的打击。当她看到她父母坟墓被毁惨象的照片时，气得失声痛哭起来。此事经廖梦醒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责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予以恢复。可是，在新立的墓碑上原来立碑人的六个子女，只留下了宋庆龄一人的名字，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按原样恢复宋庆龄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深受其害。许多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叫嚷要剪宋庆龄的发髻，说什么这是“封、资、修”的象征。宋庆龄喜欢饲养鸽子，收藏明清瓷器，爱听中外音乐、京剧、歌剧都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红卫兵甚至叫嚷要冲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寓所，要抄她的家，甚至提出要撤掉宋庆龄国家副主席的职务。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干预和保护，这些企图才没有得逞周恩来制定了一张在“文革”中《应保护的干部的名单》（宋庆龄名列其首），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还分别派了解放军保护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寓所，不让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入、周恩来谆谆告诫首部红卫兵，应当尊重宋庆龄，对她不能有越轨行为。

“文革”中，关于宋庆龄私生活问题无中生有的谣传不胫而走，四处流传。胡说什么“宋庆龄又结婚了”，“不再是孙中山夫人了”。在那个造谣不但无罪，而且有理的年代，一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却容不得受害人申辩。宋庆龄1966年8月27日写信给挚友爱泼斯坦说：“……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这封信发出三天后，即同年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第一句就是“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从正面澄清了事实。

（四）精心创建和培育的事业横遭摧残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宋庆龄一生心血凝成的中国福利会及其所属单位。她所创建并亲自领导的儿童教育福利事业的许多工作和活动都被迫中断。她寓居在北京，无法了解在上海的这些机构的情况，也没有人向她报告有关这些机构的任何消息。后来，中国福利会的造反队写信给宋庆龄，要宋庆龄表态支持造反队，宋庆龄未予置答，把这封信交给了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去处理。那时金仲华已经“靠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不妙，但他还是遵照宋庆龄的意见，走访了中国福利会和在上海的各个单位，鼓励那里的工作人员坚持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遭到了很大的摧残和破坏。被宋庆龄誉为“百花园里的小红花”的《儿童时代》，首当其冲被迫停刊，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出版，中断了十多年。宋庆龄的“掌上明珠”儿童艺术剧院过去精心创作了大批优秀的儿童剧，其中《马兰花》、《祖国的园地》、《地下少先队》等，还被摄成影片，在国内广泛放映，深受小观众们的欢迎，“文革”中却被作为“毒草”来批判。少年宫是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基地，在全上海乃至全中国校外儿童教育工作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它使千万个儿童在这里受到生动形象的教育和训练，使他们终身受益，“文革” 中却被污蔑是“修正主义的样板”。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专家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荒唐地实行“医、护、工合一”，“听筒、针筒、铅桶一起拿”，医疗质量下降，差错事故不断。中福会机关的领导干部横遭批斗、监禁。机关和儿童艺术剧院各有一位工作人员分别被迫害致死。

后来，宋庆龄在回顾“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福利会事业遭受的摧残和破坏的情况时十分愤慨地写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丁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不同程度的损失。”

宋庆龄的一生是与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因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坑害了整整一代人，林彪、江庆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疯狂地破坏少先队组织和幼托组织，撤销儿童出版机构，打击和迫害儿童读物的作者。他们唆使青少年不读书，光捣乱；煽动学生反老师，妄图把小学生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宋庆龄对此极为痛心。她说：“青少年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青少年不能健康地成长，那么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还寄希望于谁呢？”

三用特殊方式奋起抗争
宋庆龄凭借着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以成熟的马列主义理论为武器，透过种种复杂的现象，迅速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从而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策略，奋起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极“左”思潮进行抗争。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宋庆龄坚决予以抵制，决不随波逐、随声附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前五年，宋庆龄除了参加国庆、接待外国朋友等礼仪性的活动外，基本上谢绝了政治活动。有几年，她甚至连国庆活动都不参加。宋庆龄曾经对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不愿意被人当“摆设”。她的爱憎是多么的分明！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她对毛泽东是十分崇敬的。但是，宋庆龄对任何人，都不盲目服从。“你说的对，我就照你的意见办”；如果她认识到某些意见是错误的，她便拒绝与之合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决不盲目执行，不管这个意见是谁提出的，也不论这样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早请示、晚汇报”，宋庆龄就要求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搞那一套荒唐的做法。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宋庆龄伟大、可贵之处！

“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虽然深居简出，很少公开话动，但她决不是明哲保身、逆来顺受、无所事事的“逍遥派”。她并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她在不同场合充分表达了她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无辜受害者的关心与爱护。她关心和帮助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一家；关心和帮助被打成既是“右派”又是“反革命”的丁玲；她给已被软禁的金仲华送去了《毛主席语录》；她安慰已被“隔离审查”的李云的子女：“别担心，你们的好妈妈会没有事的。”

宋庆龄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选用优秀人材。在她创建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系统内，只要是本人德才兼备、热爱事业、富有创造精神，她就予以充分信任，委以重任，不计较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当有些人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受到冲击时，宋庆龄便挺身而出，为这些同志辩护。她说：“要说社会关系复杂，有谁比我更复杂的？”

宋庆龄不顾自身安危，尽一切可能保护同志和朋友的做法是感人至深的。她为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写的证明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在长期的斗争中，宋庆龄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这些国际友人在宋庆龄的影响下，无私地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终生的事业，有的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白求恩、柯棣华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国际主义战士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例如马海德、爱泼斯坦、邱茉莉等被说成是“特务”，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抄了家。当宋庆龄得知路易 ·艾黎也被无端怀疑，面临被迫害的危险时，她拍案而起，亲笔为路易·艾黎写了一份证明，历数路易· 艾黎几十年来为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证明“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并且要秘书张珏译成中文后直接送给路易·艾黎本人，使路易·艾黎幸免于难。

宋庆龄这样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同志和朋友的做法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需要有极大的胆识、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在十年浩劫中，即使是一身清白的人也会被无端怀疑，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的。吴晗不就是因为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诬蔑“为彭德怀翻案”招致了杀身之祸吗？宋庆龄公然宣称“不相信刘少奇是反党分子”；公然为被造反派称为“牛鬼蛇神”的人“鸣冤叫屈”，甚至为他们“评功摆好”，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与造反派“对着干”，其后果的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宋庆龄并非不知其利害；但宋庆龄信守她一贯的原则：“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再一次表现了她不畏强暴、坚持原则的崇高品质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江青反革命集团当然不会放过宋庆龄。他们不择手段企图加害宋庆龄。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康生对三十年代由宋庆龄介绍，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全心全意帮助中国革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他说成“是有背景的”、“特嫌”。抗战期间，马海德向住在香港的宋庆龄和她的保卫中国同盟反映边区人民艰苦抗战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争取国际援助，被说成是他向外国人写信，暴露边区的“阴暗面”。“文革”期间，北影军宣队施行“调虎离山”，先把马海德夫人苏菲骗到厂里关起来，然后又骗马海德去北影厂去接苏菲。趁马海德不在家，对他家实行突击搜查，企图从中查到马海德的“特务罪证”，以此来加害宋庆龄。幸好，马海德遵照宋庆龄的嘱咐，把宋庆龄给他的信都“阅后销毁”了，造反派这次突然袭击，一无所获。马海德觉得造反派的手段太卑劣了，托卫生部军代表刘新权给周恩来捎信，反映了上述情况。周恩来见信后，立即指示北影军宣队和造反派马上放苏菲回家。至此，这场灾难就像闹剧一样收场了。

1968年初，上海造反派从金仲华家中抄走宋庆龄与金仲华来往信件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宝，在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在市革委会的报告中，强调了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的密切关系”，并说“这次抄获（张春桥亲笔在“抄获”两字下加了着重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张春桥一伙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企团从金仲华“特务”问题上打开缺口，加害宋庆龄。由于查不出金仲华有什么问题，中共中央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又未予置答，慑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江青反革命集团未敢对宋庆龄贸然下毒手。假如不是宋庆龄，换了别人，他们早已动手了。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表现，再一次体现了宋庆龄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宋庆龄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中，急风暴雨，沧海横流，宋庆龄巍然屹立，奏响了一曲新时代的《正气歌》，更显出她的英雄本色。历史再一次证明：宋庆龄不愧是二十世纪伟大女性，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

（作者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