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西文化

宋庆龄的老朋友、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先生在歌颂宋庆龄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她“受的是外国教育，却终身为的是祖国家乡”。这抓住了宋庆龄思想品格方面一个重要特征众所周知，宋庆龄曾长期受美国教育，甚至到老年她的英文能力仍比其中文能力强，但她却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她身上生动地体现了中西文化合壁的风范与您力。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庆龄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都采取了理性的二分法，吸收其精华或先进部分，以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服务。

一

庆龄虽然长期受西文教育，但却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与优良传统，甚至在个人打扮上也接受母训，按典型的中国传统女装装束自己。

她—直为中国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而自豪。早在1912年她在庆祝辛亥革命胜利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就指出：“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然后她列举这些“光辉灿烂文化”，如“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从事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为了加强她这一论点，她引用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康克的话说：“如果文明的真谛在于人类良心的最高感应，那么在中国就存在着世界上最高的文明。”在这里，宋庆龄把她的爱国主义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对祖国文化、文明的热爱上。

宋庆龄也极为重视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传统，特别是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她说”中国人民是大无畏的，是善于斗争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她指出，我国劳动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战胜种种天灾人祸，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创造了“无数光辉的业绩和大量的财富”，并坚持不懈地把生活不断推向前进。但是，几千年来，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剥削阶级抢走，后来又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苦难的中国人民为了生存，为了摆脱这种沉重压迫，屡次站起来进行斗争，虽然由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原因，他们多次遭到失败，但也曾取得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并且从未放弃斗争。宋庆龄还特别强调妇女在中国历史上的英勇斗争精神，指出：“从古以来，就有个别的妇女积极参加保卫国家和创造国家命运的工作。”如被称为“中国贞德”的花木兰，就曾以带领军队抵抗外来的侵略而闻名。梁红玉，宋朝一位名将的妻子，也曾和侵略者作过战。在文化方面，班昭协助编纂汉史，蔡文姬是古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李清照、朱淑真和虞畹之的诗直到今天还传诵人间等。近代，则有“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的秋瑾等，她们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宋庆龄对这些历史上的伟大女性极为敬佩，认为她们在“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记录”，而今天的中国妇女必将继承历史上中国妇女的光荣传统，成为“我国历史上女英雄们的好儿女”。宋庆龄这些言论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它对动员中国人民英勇地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宋庆龄还非常重视对历史遗产的继承，认为今天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重大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如民生主义，要解决土地问题，“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国煽动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历史上得来的结论”。如一百年以前，农民动荡曾引起了太平天国革命，人民起来反抗饥饿、封建主义和殖民制度、宋庆龄认为农民起来进行反饥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是不能抹煞的权力”，所以孙中山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纲。这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宋庆龄很赞赏孙中山对中国历史与历史经验的研究与继承，她专引老同盟会员仇鳌对孙中山这一优良学风的回忆：“他的寓所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十三经、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经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经常读书，手不释卷；融会贯通；能得要领。”所以宋庆龄说：“孙中山很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对封建制度下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明确的看法。”从宋庆龄对孙中山学习、了解中国历史的肯定与赞扬上，可以看出她本人对总结与继承历史遗产是多么重视了。

但是，同时宋庆龄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某些糟粕、对今天人们的思想意识仍有一定影响。如“就男尊女卑的观点来说，它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在思想行动之中随时会表现出来”。这种卑视女性的观念，使“从前女子教育的目的，在造成贤母良妻”，使“她们生性温顺软弱，一心只管家务，一心追求家庭乐趣；她们所具有的那种满足现状的心理，在其他地方是难以找到的”。早在1912年，在谈到中国的一些旧习性时，宋庆龄曾提到清朝的留辫子陋习。认为这种“身上的附属物”是“中国民族耻辱的象征”，民国初年，曾开展了“剪辫运动”。“在讲究实际的外国人看来，这件事并不足以为奇。然而，要理解这件事的意义，我们要记住，辫子是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特征，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族。中国人喜欢遵循旧的习俗，发辫是他们区别于文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显著标志，仅仅半年以前他们对辫子还是百般珍爱的”。在这里，宋庆龄指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族”，“喜欢遵循旧的习俗”，这也是一针见血的自我批判。这对激励中华民族革除旧习，奋发前进，勇于创新，是大有好处的。

二

在谈到宋庆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她如何对待孔子儒学？本来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未必会论及传统儒学这类较专门的问题，可是很难得的是，于1937年4月，她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儒教与现代中国》这一专业化很强的论文，使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了宋庆龄对待传统儒学的观点。

为什么这个时候宋庆龄要写关于儒学的文章呢？她的文章开端即作了回答。原因有二；一是目前中国国内学界与政界关于孔子学说是否应用到现代生活问题的讨论很多。一种意见主张恢复孔子学说。他们认为在这兵荒马乱、内忧外患的年代里，儒教能够像它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已证明了的那样巩固、加强并统一中华民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假若现代中国要生存下去的话，必须从每本教科书中肃清儒教思想。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持己见，到底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呢？二是在三年前开始的由蒋介石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该运动提倡尊孔读儒，以儒家思想整肃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因此，宋庆龄指出：“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由于以上的原因，宋庆龄认为“这使得我们在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寻觅对儒教的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宋庆龄专论儒教问题的政治历史背景。

宋庆龄在文章中对孔子作了某些肯定，如认为孔子和老子一样都是”中国最有名的圣贤”。他们都拥有许多门徒和学生。在古代圣贤的时代，“孔子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他“在中国文化上所起的一定作用而占了很多重要的篇幅”。宋庆龄特别赞扬孔子的不信鬼神的思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这位老圣人是很有理性的，是鄙视迷信的。他的著作不曾提到过神。”宋庆龄认为孔子的这一理性思想是很可贵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却看到竟有人把他（孔子——引者）当成了神，这位老圣人在坟墓中也一定会恐惧不安的”。

孔子思想虽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已不适于现代中国，因为孔子学说是适应当时封建社会的需要的。孔子是“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为了加强这种封建秩序，他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对此，宋庆龄作了具体分析。

第一，孔子学说强调“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儒教宣称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必须有贤明官史来统治。因而人民必须服从尊长。在家，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在外，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与帝王。“为了使人民服从，孔子创造了一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要求服从又和强调父权分不开。孔子学说就是“替父权辩护”的。宋庆龄认为，“在实行儒道的国家中，主权就建筑在家庭中的父权之上；家长制的家庭是封建统治下的细胞和下层结构”。如儒家所提倡的“五常”中有四项是与家族有关的。如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孔子如此强调家族关系是和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宋庆龄认为这种“封建中国的大家族是国家经济结构的基础”。这种家族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人所以家族观念深而国家观念淡，与孔子学说大有关系。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

第二，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主义的、专制的”。宋庆龄认为《礼记》中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典型地说明了儒家思想是专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说“儒教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无疑地，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孔子思想有种种不同解释，并曾被禁止被焚书，而仍能延续下来并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原因。

第三，孔子思想是“保守”的。因为他的学说是“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并且“孔子所讲的是一些老道理。他与革命毫不相干。他反对社会秩序的任何改变”。这种“保守”的学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总之，宋庆龄认为，“孔子的保守主义自然就阻碍了中国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

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孔子思想也已僵化。如宋庆龄所说，“孔子的伦理体系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成了僵化的理论体系。这样的思想学说怎能适应于现代中国呢？因此宋庆龄提出关于儒教的结论是：

第一，“我们不应该恢复不合时代的儒教”。历史已经证明儒教阻碍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可是“在现代仍然有中国知识分子热心提倡儒教的复活，真是奇怪！”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不应该恢复不合时代的儒教，对于我们极为重要的是把农村经济与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加以肃清”。

第二，“儒教不能帮助解决（现代）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地变化、改造及重建。这些大变化也带来了种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事。“儒教不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实际价值”。

第三，“儒教影响根深蒂固”，要从“儒家思想的蛛网中解放出来”。儒教思想曾长期统治中国，它深深地渗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我们必须认清，在我们的艺术、文学、社会科学和道德领域里面，儒教的影响是怎样地根深蒂固。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些思想意识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每一个角落里根除出去”。“我们必须清洗中国人的头脑，把它从那个阻碍我们文化发展的儒家思想的蛛网中解放出来”。

社会变革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秩序。宋庆龄指出“新的社会秩序自然需要新的意识、新门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既然儒教不适应现代中国，那么在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意识、新道德标准呢？宋庆龄明确回答，这就是孙中山主义，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的痛苦，孙中山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宋庆龄批判儒教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她指出：“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因此，我建议用另一种运动来代替这个学究式的运动，那就是，一种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运动。这是一种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儒教。”所以我们说，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蒋介石推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批判，也是对蒋介石企图以儒教代替新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已超出了一般的文化问题、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也正是宋庆龄这时期专论儒教问题的根本原因了。

三

宋庆龄对西方文化也是区别对待的。她对西方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不仅严厉谴责其对外的野蛮侵略与法西斯暴行，而且还站在世界人类进步的立场上，痛斥法西斯主义对人类进步文化的野蛮摧残和“要用兽性的野蛮来代替人类的文明”。早在1933年她就发表声明，用大量事实严正抗议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作家的迫害与对进步文化的蹂躏，指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的可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同时她在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军事侵略中，也痛斥其对中国文化的摧残，“他们更深思熟虑的进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并使中国人民降为愚昧无知的奴隶”。这些谴责与批判，对揭露世界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提高人民的觉悟，保护人类进步文化，无疑会起巨大作用。

对西方先进文化，宋庆龄抱热情欢迎态度，并常以现身体验来说明对这种先进文化的感受，指出这种先进文化对促进我们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1937年10月她说过；“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伟上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于我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她用美国的民主精神来促抗日战争初期的蒋介石集团在全国实行民主。宋庆龄认为西方文化对封建传统相当严重的中国社会会起某些促进作用。如她说过：“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以及受尊重的程度，都毫无疑义地比过去提高了。受教育的权利，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局限于个别阶级了。”再如，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留学生运动、其中也有不少女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她们积极行动，配合政府取缔不良风俗习惯，破除各种迷信”，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宋庆龄的可贵之处是要把这种向西方学习变为赶上或超过西方的手段。如1927年她在论及中国女权运动时指出：“余在美留学四年，见美之妇女对选举问题及法律平等之奋斗，并不若何热中。不过彼时对美国妇女所享受之自由，已羡慕不置，以为中国妇女之达此时期，渺乎远矣。俟已发觉此种观念完全错谬，中国妇女之桎梏刻已打破，吾等祖母虽较美国妇女落后五百年，但吾等之女儿未始不可先进五十年。”她总是在学习西方中，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寄希望于未来。

因此，宋庆龄一贯主张积极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她在开展一系列世界和平运动中及一些国事出访活动中，总是不忘文化交流、以增进了解、加强友谊。她认为中外文化交流会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 1937年3月，宋庆龄在《把鲁迅先生的战迹献给日本人民》一文就说，如果能把“伟大的民族战士”、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鲁迅的著作介绍到日本，“日本的思想界将能最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使中日两国劳动人民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和结合”。1972年6月，她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盛赞斯诺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指出，由于他的介绍文章“使长期以来被人冷漠地称为‘神秘不可测’的中国人民能为外界所了解”。他虽然去世了，但“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中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了解世界，同样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

宋庆龄还团结了一大批知名的国际友人，如牛兰夫妇、斯诺、马海德、艾黎、爱波斯坦、耿丽淑、斯特朗、贝特兰、史沫特莱及尼赫鲁、苏加诺等外国政要。通过这批国际友人，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发扬了进步文化，促进了中外友谊，推动了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这恐怕也可以说是宋庆龄对中国的特殊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