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宋庆龄与新闻传播

“忠诚地为真理效劳”，这是宋庆龄生前回顾自己创办报刊活动历史时留下的肺腑之言。作为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女性，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她为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革命遗愿，为民族的解放，为创建新中国，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伟绩。她是位杰出的政治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职业记者、作家，但是在她光辉的一生中，却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横溢的才华，积极运用新闻媒体，尤其是国际传播，唤醒民众，并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真理的呼声，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奋斗。

当此世纪之交，回眸百年时，人们不难发现宋庆龄善于灵活应用新闻传播作为实现伟大理想的锐利武器，而构成其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宋庆龄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是我们值得研究、学习、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对我们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更好地肩负起新世纪的新闻传播“为真理效劳’的重任，有着很现实的意义。

纵观宋庆龄光辉的一生，她与新闻界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新闻传播活动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她为多家中外刊撰写文章；为广播电台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或会见新闻界；联络团结进步中外记者，以至亲自指导和创办报刊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先后为30多家报刊撰写过稿件。在她周围团结有一批著名的中外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斯特朗、贝特兰、雷娜、文森特·希恩、汉斯·希伯、伊罗生、格兰尼奇、爱泼斯坦以及邹韬奋、金仲华、史量才等等。她支持创办的主要报刊《国民论坛》、《中国呼声》、《新闻通讯》及《中国建设》（即《今日中国》）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

宋庆龄对新闻传播之如此重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重要的因素是孙中山先生的榜样影响与教诲，是所处的社会客观需要与可能促成的。当然这与她个人品德、才干也是不可分的。孙中山先生是海内外共仰的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斗争，十分重视报刊舆论的作用，早期就提出以报刊服务于革命，利用报刊宣传革命，以唤醒民众，鼓舞人心，而且亲自指导创办过《中国日报》、《民报》、《建设》等著名的报刊，在推进革命历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因而被新闻文化界人士称之为“中山先生为最伟大主笔”。孙中山先生这份可贵的精神遗产，为他的伴侣与战友宋庆龄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可以说她比任何人都铭记着孙中山先生临终留下的遗嘱：“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积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新闻传播角度考察，这是引导宋庆龄的新闻传播活动，对内“唤起民众”，对外“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基本宗旨。

客观斗争的需要与环境的条件，形成了宋庆龄新闻传播活动的灵活多样的特点。对此，她在1951 年为《为新中国奋斗》一书所作的“序言”及1962年的《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中作了较系统的回顾。新中国成立不久，陈毅同志就建议宋庆龄将长期以来所发表的文章、讲话汇编成文集，当此书出版时，她写了序言。她回顾从1927年到1949年5月这段时期“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除了访问苏联所写的文稿，“其余的部分主要是我在中国通过英文报纸和其他国内外可资利用的媒介写给英美人民的”。此外“便是通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所办的英文刊物”。她的序言中，还解释说：“至于我当时为什么身在自己的国家，却使用上述方式，那是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的由于我站在中国人民一方面，因此我向广大群众说话的一切途径都被封闭起来了。出版和广播都完全操纵在反动派的手里。他们不是压制我的言论、就是歪曲和曲解我的意思。”她还进而说明“当我的意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的时候，我只好依仗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媒介了。我这种办法有时使得当时被控制的出版界不得不登载我的声明。而这种公开的传播方式有时也使得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途径而听到”。这就是在反动黑暗统治下，她不得不采取的特殊舆论斗争策略和手段，以传播人民的真理和呼声。

这种特殊的手段，为革命斗争取得特殊的效果，也为革命的新闻传播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一

宋庆龄参与新闻传播活动是随着她的革命斗争实践，从初期涉足到逐步成熟，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青年时代的宋庆龄，赴美留学，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文学系，曾担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当时就发表了几篇文章，表现了她酷爱文学与写作才于，其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颂扬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洋溢着爱国热情和政论写作才华，其中从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提出 “笔比剑更有力量”的观点。大学的学习生活无疑为她以后的英文写作和参与对外交往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1914年大学毕业后；她接替大姐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她与孙中山结为伴侣，从此成了孙中山的有力助手和战友。她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推进孙中山的革命理想。1922年6月，宋庆龄以亲身经历，写下了《广州脱险》一文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发，这是一篇生动的记叙文，具体有力地揭露了军阀野心家陈炯明叛乱的罪行。

1925年，一代伟人孙中山不幸病逝，宋庆龄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遗志。不久发生了“五卅”惨案，她旗帜鲜明地向《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支持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阐述孙中山生前的反帝精神。她在讲话中还强调：对内“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也就是指出了舆论在反帝斗争中的重要作用。1927年，中国革命经历着重要时刻，由于国共合作，上半年北伐的军事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民主革命出现大好形势。宋庆龄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武汉成了全国以至世界注目的地方，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宋庆龄满怀信心，以无比热情，全心投入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工作。她肩负着繁重的任务，除了培训妇女干部及卫生红十字会工作，她与鲍罗廷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并由陈友仁和雷娜·普罗梅协助开展对外宣传具体工作。当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对面的大楼里，成立了两个对外宣传机构——《人民论坛报》社和《国民新闻》社、任务是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开展制止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陈友仁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从小受英国教育，是个爱国华侨，担任过律师，在北京主办过英文的《京报》，被独裁者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反映了他曾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的经历，因此在武汉除担任外交部长以外，又主持《人民论坛报》工作。雷娜·普罗梅是来庆龄的亲密朋友，曾协助过陈友仁的办报活动。她丈夫威廉是左翼新闻记者，夫妇两人都支持中国革命斗争。在宋庆龄的指导下，雷娜作为主编，使《人民论坛报》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对外宣传阵地。宋庆龄的许多文章、讲话都发表在这个报纸上，然后，由雷娜以该报的名义用电报给世界各大通讯社发稿。

与此同时，宋庆龄在武汉也开始团结一些进步的记者如斯特朗、文森特·希恩，通过他们向世界传播中国大革命的情况。此时中国大地出现了背叛革命的逆流，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7 月汪精卫的叛变，中国革命出现危机。宋庆龄勇敢地站出来，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于4月 22日发表《讨蒋通电》，之后又针对汪精卫的公开叛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表了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这份声明在雷娜的帮助下，于7月18日在武汉的英文《人民论坛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首次发表，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武汉大街小巷，并刊登在7月24日的晨报上。声明的及时发表和广为传播，给叛徒以沉重的打击，给人民以极大鼓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雷娜负责刊发宋庆龄声明的这期《人民论坛报》，成了最后一期，旋即被没收了，但革命的真理呼声却已传播开了。

宋庆龄于1927年8月中下旬出访苏联，以实现孙中山生前的一个宿愿，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同时她要亲自向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说明中国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把这次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加以说明”并阐明中国革命必胜的前途。她到苏联后充分利用苏联报刊等新闻媒体，发表谈话、声明和文章，揭露蒋介石之流的背叛罪行，宣传和捍卫孙中山反帝三大政策，介绍中国目前的真实情况。在9月份一个月内，她就连续发表声明和文章达八篇之多。这些新闻媒体包括《真理报》、塔斯社、《青年一代》、《女工》、《卅心》杂志等。她的这些传播活动大大有助于使“全世界明了”中国的形势。她在9月6日的声明中强调，中国“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二

1931年，她又回到国内，但面临着更加险峻、艰难的环境，她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挺身而出，致力于反独裁、争民主，为保障民权，营救革命政治犯以及抗议德国法西斯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迫害。她在开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时，也十分重视运用新闻传播的手段，其中她支持创办的《中国沦坛》起着重要的战斗作用。

《中国论坛》创刊于1932年1月13日，该刊的主编是伊罗生，他本名哈罗德·罗伯特·伊赛克， 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0年来到中国，在上海两家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和《大陆报》担任记者、编辑。他在采访中目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同情和倾向中国革命斗争。他受共产国际委托，支持中国共产党工作，筹办了这个英文刊物，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党在白区的一份外国报刊。经史沫特莱介绍，他认识了宋庆龄。1933年宋庆龄创立民权保障同盟时，他成为同盟的中央执委。宋庆龄还派了两位秘书史沫特菜和陈瀚生协助伊罗生办好这份报纸。《中国论坛》热情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活动，并配合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同盟的文件材料，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发挥了类似于同盟机关报的战斗作用。当时我党在白区的报刊不断被摧毁的情况下，《中国论坛》凭借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的执照得以公开存在，承担了其他进步报刊难以起到的新闻传播作用。宋庆龄当时则充分运用这一英文对外传播的阵地，发表许多重要文章。如她在《中国论坛》第3期（1933年3月）刊发的《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上的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国民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的阴谋。她提出武装人民团结抗日侵略者，并认为这与中国劳苦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也是不能分离的。她还强调：“只有唤起民众，使他们觉悟现在时局的严重与未来工作的重大，可以产生民众的行动。”她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上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她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讲《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也都是在《中国论坛》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面对帝国主义挑起战争的灾难，“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现在，全世界正在开展一个运动来唤醒群众，使他们了解迫在眼前的厄运；教育受剥削的人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只要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的人类命运”。

《中国论坛》在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后还继续战斗了半年之久，才被迫停刊。虽然后来伊罗生转向托派，与中共中央决裂了，但《中国论坛》曾经为中国的正义事业奋斗过的历史事实是不应否定的。在三十年代，宋庆龄还支持过另一份英文刊物《中国呼声》。美国共产党的两位老党员格雷斯·格兰尼奇和马克斯·格兰尼奇经史沫特莱联系，于1936年初春到达上海不久，就结识了宋庆龄、鲁迅。格兰尼奇夫妇同情与支持中国正义斗争。为此宋庆龄请他们出面，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主要是宣传人民的抗战，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年3月15日出版了创刊号。他们在创刊词中写道：“从纷乱复杂的中国发出了许多声音”。但是“比所有这些声音更响亮并向他们提出挑战的是学生们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要求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抵制侵略者，拯救国家。《中国呼声》希望倾听所有这些声音，并为全世界解释这些声音的含义”。

宋庆龄对他们办刊给以热情鼓励与指导，还亲自帮助他们收集材料，约请一些知名人士谈对时局的看法。宋庆龄本人及不少国际进步朋友都为这个刊物撰稿。《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 1937年11月1日。第一期印发2000份，第3期增至5000份。据路易·艾黎回忆当时“《中国呼声》成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杂志一到报摊及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的买了带回学校去”。“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越益响亮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发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

宋庆龄在巾9办申年为纪念格雷斯不幸去世，写了《哀悼中国的有一位朋友》一文，文中对当年这两位美国友人创办的《中国呼声》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杂志把当时上海的少数几位进步外国人士团结在它的旗帜下，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都为杂志撰写文章。这些文章描述了东北三省如何惨遭浩劫，全国如何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犯上海……。”

《中国呼声》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这一时期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几个月来的“侵略录”和题为《为自由而战斗的民族》等文章及其他反映中国人民战斗意志的文章。在日本的铁蹄下，这本杂志不可能继续办下去了。

这本刊物虽然才生存一年半，但是它为传播中国的声音，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起过重要作用。因为“这本杂志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呼声——中华民族在蒋介石统治下为生存而战斗的岁月里从痛苦和希望中发出的呼声”。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宋庆龄直接创办的影响最大的刊物则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抗日进步团体，大力呼吁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同时又承担起国际宣传的重任。她说：“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援助方面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为此，在宋庆龄的亲自指导下，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刊物——《新闻通讯》。她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使这个传播中国抗日之声的刊物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对于世界上真正想了解中国斗争的人们来说，这些出版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国开拓对外传播事业写下了可贵的篇章。

《新闻通讯》创刊于l938年7月，开始是一份油印的英文简报，编印过6期。1939年4月，改为铅印出版的双周刊。1941年初，为扩大在华侨中的影响，增出了中文版。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新闻通讯》被迫停刊，新版共出版了36期。宋庆龄为办好刊物，邀请了进步的外国记者贝特兰、爱泼斯坦负责英文编辑出版工作。中文版则由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金仲华担任编辑撰稿。《新闻通讯》的任务是，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华活动的情况。关于刊物的报道内容，宋庆龄回忆说：“我们应用各种方法，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此外，我们还记录了那些贪污腐化背信弃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事业。”

宋庆龄视刊物为自己的战斗阵地，先后亲自撰写了8篇文章和评论，起了定下刊物的主要方针和基调的作用。她通过刊物，高瞻远瞩地向国外朋友们阐述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系，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关系。她指出日本的侵略罪行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和自由，由此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而且也为全人类而战斗”。 “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她同时强调中国的反侵略斗争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是世界人民帮助中国，也是帮助他们自己。她广为传播保卫中国同盟的响亮口号：“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自己一一并帮助你们。”这种国际主义思想对促成国际统一战线，使各国人民共同去维护人类进步与和平的伟大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新闻通讯》在宋庆龄指导下，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良传统，它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勇敢捍卫真理，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战服务，致力于报道中国人民抗日的真实情况——“这真实报道的传统”。这个对外刊物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善于组织外国友人，以其在中国各地前方与敌后的亲眼目睹的经历，写出具体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报道或文章。《新闻通讯》开辟的“战地报道”栏目上，有许多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正如当年的编辑爱泼斯坦所说：这些文章“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来要求人们给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战地作实际工作的人写的报告，使读者犹如其身临其境，感到那些取得成功、存在的问题，那些有创造性的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情景都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事”。这种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报道令人信服，因而中国人民的艰难斗争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奋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人民的新纪元。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国事繁忙中，仍然不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影响，创办一份向世界人民介绍新生的共和国真实情况的外文刊物。这是她一生中新闻传播活动最活跃，也是办得最出色的刊物，它代表着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这份刊物就是《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其创办是由周总理与宋庆龄商定的。这份于 1952年创办的对外英文刊物，现已发展为多语种（有五种外语及中文版）的综合性月刊，发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最有影响的一个刊物。

宋庆龄从1950年到1981年逝世的30多年间，从筹办对外刊物到如何改进共作，从杂志方针到对外发行，留下的有关办刊信件和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二十多封（篇），其中最系统的专文是为纪念《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撰写的《真实报道的传统》。

为何要创办《中国建设》？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对宋庆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由她创办一个对外宣传刊物，宋庆龄欣然赞同，因为这也正是她当时思考的问题。最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50年宋庆龄正指导组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改组中国福利基金会（原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其中就考虑“继续致力于国际宣传工作”，为此她在1950年5月至9月间三次致函周总理都提到国际宣传问题。而周总理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出发，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失败，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千方百计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封锁，开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因此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尽管当时国际新闻局已办了《人民中国）英文刊物，但周总理还是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再创办一份英文对外刊物，由中国福利会出版，但又不限于救济福利工作，而是有人民团体色彩的综合性对外刊物，向各国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与支持。宋庆龄是最适合承担此项重任的特殊人物。她是孙中山夫人，是杰出的女政治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运动的先驱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与影响，而且有丰富的国际宣传经验。

周总理的建议和宋庆龄的愿望真是不谋而合，这两位伟人所见略同，导致一份新中国对外刊物《中国建设》的诞生。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含有纪念当时孙中山在上海创办的《建设》刊物，并制定了办刊方针与原则。她邀请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陈瀚生、著名新闻工作者金仲华以及三十年代《新闻通讯》的主要编辑爱泼斯坦参加筹办，并担任编委会领导和执行编辑工作。宋庆龄于1951年在上海中国福利会主持召开的《中国建设》筹备会议上，确定办刊的五点纪要。其中主要的有“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以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土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实要求世界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这年，当她看到杂志的创刊号出版时，立即给金仲华写信，指出；“但愿我们所做的以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

在纪念《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的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中，她更系统地回顾和阐述了办刊的宗旨和原则：“在1952年，中国福利会开始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她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

宋庆龄在指导这份对外刊物时，十分强调要保持自己的凤格，避免与其他刊物雷同。1958年有人提出杂志要增加政治内容，但宋庆龄则提醒杂志要保持原有的风格。当时周总理很重视宋庆龄的意见，于当年11月1日请齐燕铭传达他的批示：“总理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总理的意见是，《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

这本刊物在宋庆龄与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不断成长壮大，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主要对外国广大中间读者；以人民团体的刊物身份出现；保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善用事实说话，内容丰富多彩，文章通俗、图文并茂，办得生动有趣、有亲切感，以更好地对外介绍新中国的变化。

在《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她经常翻阅新出版的杂志，并不时给编辑部领导写信，提出评价和改进的意见，使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得到新改进。她要求“使杂志内容显得百花齐放，丰富多彩”。她甚至对加强杂志的发行工作都很关注。她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能和可以利用的方法来开展工作。”“必须仔细考虑在宣传促销领域我们做什么，如何去做。”

宋庆龄直至晚年仍然关注这份刊物的发展。1980年《中国建设》中文版的创刊可以说是她光辉一生中最后的事业。由于家庭的、历史的原因，她对海外华人、华侨怀有特殊的感情，对祖国统一大业萦怀不忘。这与孙中山的理想感情是完全相同的。1980年4月10日当杂志社向她报告要增出中文版时，她高兴地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在同年10月的创刊号上亲笔签名题词。在她给《中国建设）写的这篇文稿中，她引用孙中山早年赞扬华侨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的话，而后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中文版将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

1981年3月12日，宋庆龄在病中还给《中国建设》编辑部写了一生最后一封信，其中仍然提到 “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益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喜欢阅读的刊物”。宋庆龄在生前亲自为这份刊物撰写了一批重要文章，据统计约有30多篇，有阐述党和人民政府重大决策、政策，介绍我国各方面发展、变化，介绍我国外交政策和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等内容。如《人民的友谊与和平》（1954.1）、《第一个五年》、《福利工作与社会主义》（1958.6）《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6）、《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1979.2）等。

四

宋庆龄有关新闻传播的基本思想。

首先她十分重视新闻传播在社会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她在继承孙中山革命思想原则中，很注意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必须唤起民众”。她在1925年著文回顾孙中山的反帝斗争时就介绍当时孙中山之重视“唤起民族之自决与世界之公道”。而唤起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进步的新闻传播与斗争。1932年，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新闻界同仁和民权保障同盟盟员们应该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我认为一个坚强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很多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进步的新闻传播的重要作用其力量在于它是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宗旨，并构成这种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宋庆龄在回顾当年创办“保盟” 得《新闻通讯》时说的：“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解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战斗岁月中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反映了历年以来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的力量的消长，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冲破一切，取得胜利”。她的文章就是在“参加中国解放斗争所讲所写的”。当年在艰难的斗争中，她千方百计为报刊写文章，向新闻界发表讲话，以及广泛联络国际进步记者和自己指导创办的报刊，都是为“真理效劳”，为民族解放和正义事业而奋斗，去冲破敌人的舆论封锁，向人民大众以及国外朋友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去唤起民众，去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正义事业的支持。

争取人民民主的言论出版自由，揭露反动新闻出版传播的阶级本质。她认为在向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为争取民主自由，必须为言论出版自由而奋斗。她在阐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时指出：“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因为他们一旦得到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权利，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他们争取最后解放的斗争的基础。”

她还说：“我们这个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倡导和保卫出版自由的。”

与此同时，她无情地揭露国内外独裁政权对进步新闻报刊的封锁、镇压，以及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新闻工具去欺骗人民，掩盖事实真相，为巩固其反动政权的统治。宋庆龄在1932年底揭露说：“上海和各地国民党对各种报纸实行新的检查，以防止中国人民知道真实情况。”“只有中国人民被蒙在鼓里，希望靠这样可使他们更容易地受人欺骗剥削，使他们不致起来反对投降、保卫国家。”她回顾抗战时期的舆论斗争时指出，当年“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施行严密的检查。同时，它又花费大量金钱来涂抹一张抗战的画皮，把我国的实况按照它的版本予以传播”。当时“出版和广播都完全操纵在反动派的手里”。

宋庆龄也很注意揭露帝国主义对进步报刊的迫害和反动舆论的危害。1933年在谴责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移民的镇压时，她指出：“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世界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钳制，它们的编辑也被捕了。”她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时，也指出：国际反动派“在急剧地把人类推向死亡和毁灭的进程中，疯狂的战争宣传伴随而来，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传播”。“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各种工具：广大的新闻网、无线电、电影、学校，都全力从事一项工作：企图麻痹和欺骗人民，驱使他们和别国同阶级的工人弟兄以及同命运的受难者互相厮杀”。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浪潮并对它进行战斗”。

加强国际传播，在宋庆龄新闻传播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宋庆龄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革命活动中，始终重视开展国际传播，以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同情与支持，并共同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宋庆龄在谈到为抗战而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及其《新闻通讯》时说：“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为此“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组织继续不断地传播着有关我国的真实情况”。新中国诞生后，她更重视国际宣传，在1950年提出 “我们认为国际宣传将是一件重要工作”。“让我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民”为此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她创办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她强调这个对外刊物：“我们始终不渝地报道祖国的真实情况，我们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报道全世界人民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实情况。” 在这份刊物上介绍我国和平外交政策和世界和平进步成为主要内容。“一贯地坚决主张各国之间的和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同时对于那些已取得、或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给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持”。鉴于国际斗争形势，她认为对外宣传报道“还必须对付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她把办好这个刊物“看成是全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在宋庆龄致力的国际宣传中，不仅表现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洋溢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又关注着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

在国际传播中，宋庆龄很注意针对国外的读者、听众的不同对象，这也是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在新闻传播中，对内对外虽有共同之处，但有很大的差异，宣传要看对象，对外宣传要针对不同于国内背景的外国对象，运用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包括外国的语言。宋庆龄在回顾自己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所写的文章时说：“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一部分是访问苏联时为苏联人民写的；一部分是为英美人民写的、可以看出她很重视向这两大人民介绍中国情况，认为这“始终是而且在今人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两部分读者不仅不同于国内而且苏联与英美的读者因所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不相同，所以她在对外传播中很注意不同的对象。她在对外广播中很重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即把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与对象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各国人民只有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才能制止战争，保卫和平，支持中国的正义战争也是帮助本国人民等。

在国际传播中，宋庆龄表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巧妙地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其中善于运用外国报刊和传媒，她说：“当我意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时候，我就只好依仗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媒介了。”她解释说：外国刊物和通讯社刊登我的声明这一事实，并不表示他们完全同情中国革命，或者能够让我畅所欲言。固然，有些外国报刊的确是本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把我们之间的合作当作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的外国报刊却都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因此他们有时拒绝刊载我的文字，有时即使刊载了，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或是为了要有“耸动性”。或为了“捷足先得消息”。但是宋庆龄还是灵活地利用了一些西方传媒的心理，去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

在开展国际传播中，宋庆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团结了一批外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国际友人。最成功的历史范例就是宋庆龄与斯诺的深厚友谊与合作，她的人格影响了这位美国友人的新闻生涯，由于宋庆龄与党中央的联系安排，使斯诺得以完成历史性的陕北之行，写出了震撼中外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名著，真实地向世界传播了红军长征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之希望的革命圣地的史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史沫特莱、斯特朗、贝特兰、爱波斯坦等新闻记者都是她的好友，都为传播中国真实情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宋庆龄怀着深情回顾说：当年 “我可以表达自己的仅有的媒介（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中期），便是通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所办的英文刊物。这些友人冒了和中国同志一样的革命危险。我对于他们在这段最困苦危险时期中的贡献。是永远衷心感激的”。

宋庆龄在新闻传播中还很注意向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传播祖国的信息和交流感情，这也是渊源于孙中山重视海外华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在抗战中，她在香港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时，为适应海外华侨要求增办了中文版，以及“为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需要，我们还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日报《华商报》”。在八十年代她在增版《中国建设》中文版时。说要使中文版成为大陆与海外同胞、港澳台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信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在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的新闻传播任务、功能已由战争年代的革命斗争转入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宋庆龄为新中国创办的刊物体现了这个历史转折。她在筹办《中国建设》时，就确定“重点报导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这是适应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正如她所说的“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的解放”。“在全国各地，到处响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洪钟”。“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事，值得我们歌颂的”。在她的指导下，经济文化建设构成了《中国建设》对外报道的重点。尽管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变化，杂志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文革”动乱中，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出现过“红海洋”的误导，但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迅速作了调整，恢复了优良传统，投入了致力于对外报道新时期中国开展改革开放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她在1978年6月《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中非常兴奋地谈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长征开始了。“在这个新的长征队伍中，中国福利会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像以往四十年一样，为人民服务，并且通过《中国建设》，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

关于加强妇女儿童的宣传报道。宋庆龄一生为妇女儿童的事业奋斗不息，因而在宣传方面也尤为重视如何宣传这项事业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4月1日，在宋庆龄亲切指导下，在上海创办了《儿童时代》刊物，她为创刊号题词中写道：“《儿童时代》的刊发，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1962年11月，在《儿童时代》创刊三百期之际，她表示祝贺：“永远为处在儿童时代的小读者服务是《儿童时代》的光荣而幸福的任务。”直至晚年最后的岁月，即1981年5月写下的《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中，她指出，要使全国儿童少年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各方面都能很好地发展，需要经过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努力。“因此，就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加强宣传，呼吁各方面人士更好地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大力支持培养青少年儿童的工作必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

宋庆龄毕生投入很大的精力推进妇女的解放和保护妇女权利事业。她不仅写过不少有关妇女工作的文章，尤其关心妇女刊物的发展，在 1978年为祝贺《中国妇女》杂志复刊一中，她肯定了这个刊物“它对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和团结各界妇女，起过一定作用”。她认为在今天新的发展时期，“她们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来宣传、报道她们的活动，作为她们共同学习的园地” “《中国妇女》杂志将对读者做好宣传报道，鼓舞妇女的干劲，使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在新的长征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继续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真实报道的传统。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宋庆龄在新闻传播中非常强调真实性，这不仅是冲破敌人新闻封锁的需要，也是唤醒民众的力量所在，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她在为祝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写的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中对真实报道问题有过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她认为不仅在当年国民党当局对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封锁时，报刊要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而在今天，创办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她重申“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对于这点她早在1960年11月在致埃德加·斯诺的信中指出：“在这里，有一个伟大的事迹，而中国的进步是我们时代中伟大的真理之一（一个伟大的事迹必然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她在谈到美国人民一直受到各方面谎言的灌输，“然而我仍旧相信，以毅力来坚持真理的话，真理是能够流传到他们那里的”。

讲究新闻传播的艺术技巧和文风。宋庆龄在新闻传播中不仅十分重视内容的原则性、正确性、战斗性，而且非常强调传播的艺术形式与技巧。她认为面向海外读者的报刊“必须装饰一番”，给读者生动的亲切感而不是呆板和面目可憎，这包括改进图片、设计的工作。她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写作，表现出高超的英文写作水平和技巧，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与文采。正如周总理评价的：“宋庆龄的文章说理清晰、语言新颖，是亲自动手写，这种作风和文风很值得学习。”

（作者系《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