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庆龄的生死理念

 “To be or not be ? This is a question.（是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自莎翁在其经典戏剧中设问以来，这一生死考问愈加深入人心；同样，我们也不 得不承认，这一生死之问更是与人类相生相伴的千古永恒之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生死之 问恒提恒新，发人深省。

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以及如何对待生与死、又如何评 价生与死的问题。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探索和回答，从而形成了其关于生死的基本理念。 人们关于生死的理念不仅体现着他们对待生死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也体现着他们的人生目的 和态度，而且最能体现出其人生信仰和人生境界。

生与死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在每个人一生遇到的种种考验中，最严峻的考验莫过于生死关 头的抉择。宋庆龄一生之中，曾多次身处逆境，经受严酷的生死考验。每至危难时刻，宋庆龄总是镇 定自若，处变不惊，勇于挺身而出；每临生死抉择，宋庆龄总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勇于舍生取义。 她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她关于生死目的、生死意义以及生与死两者间关系 的独特理解，生动形象、集中具体地体现着她对生死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态度，构成了极具”庆龄 特色”的生死理念体系。

对于生死问题，宋庆龄既有充满理性的论述，更有胜于雄辩的身体力行。对于宋庆龄而言，关于 生死的理念，不仅需要语言文字的表述，更需要身体力行的检验与论证。正是由于她对自身生死理念 的忠实践行，她的生死理念才会如此深刻透彻，和谐统一，独具魅力。

本文正是着眼于宋庆龄生死理念这一特殊视角，通过阐述宋庆龄生死理念的核心内涵、她对生存 方式的独到把握、她在生死关头的重大抉择以及她对生死的关系与意义的辩证理解，从而对宋庆龄生 死理念进行初浅的分析和探讨。宋庆龄关于生死问题的论述和践行博大精深，笔者对宋庆龄生死理念 的解读和阐释，只能说是一孔之见，姑妄言之，难免挂一漏万。文中的纰漏和不当之处，期望得到专 家们的斧正。

一 宋庆龄生死理念的核心内涵：和国家、民族、人类生死与共

自觉地把个人的生死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宋庆龄一生 无悔的选择和不渝的追求，也是其生死理念的核心内涵。它鲜明、集中地体现着宋庆龄生死理念的本 质特征，体现着她关于生死问题的根本观点，是她整个生死理念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是她生死理念的 首要内容。

对宋庆龄而言，祖国和人民是她心中坚强和永生的根。无论是在少女时代，还是在暮年，她始终 如一地关注和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宋庆龄所处的时代，把个人的生死同祖国、民族的命运紧 相联结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时刻准备着为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献身。宋庆龄早在 年轻时就已确立了这种革命的生死观，并毕其一生精力与心血努力践行。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受到袁世凯的通缉，被迫流亡日本。这一时期，孙中山 和中国革命的命运陷于低谷、正是在这个时候，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来到了日本。

1914年9月，她开始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负责处理同国内外往来的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1月，在写给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的信中，宋庆龄明确表达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1915年，宋庆龄顶着 来自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多种压力，毅然决然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多年以后，当有人问宋庆龄当时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 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事实正是如此。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后，宋庆龄在写给友人梅屋夫妇的信中曾 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生命、爱情、革命、理想的看法。她写道：“他（孙中山）从来无所畏惧，……我 当然很为他担心。……但有些事他得独自去做，他是现在这个可怕的时期中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人。

因此，我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使我很悲伤，但我坚信真理永 存，并且坚信我们终究会看到中国重新得到和平与繁荣，为人类作出她自己的贡献”。对此，美国著 名记者斯诺曾恰当地总结说，宋庆龄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 命的理想联结在一起。

的确，在宋庆龄看来，建立一个能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 系起来的理想，是体现自身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前提条件；立此志向，不仅是人类个体主观上追求真理 和进步的自觉选择，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赋予人类的崇高使命。 因为“在地球上每一部分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均有密切的联系”，“世界大势包围着我们每一 个人，我们必须投身其中并有所贡献才能左右自己的前途”；而且，“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 历史肯定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

在致尼赫鲁的信中，她写道：“对我来说，我对人民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从不失去信心。我曾 看到，在一个又一个历史时刻，人民未能得到生活上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也认识到，他们受到的镇压 要比他们享受到的自由多得多。但我也同时看到，同是这些人，他们在斗争中走向光明，走向政治和 经济自由。他们在经受住压迫和赢得胜利方面所显示的力量，使我深感钦佩，并从而了解到，没有任 何力量，自然的也好，人为的也好，能阻挡他们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

正是由于具有了如此深厚、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宋庆龄终生坚守其人生信念与理想，矢志不 移。宋庆龄的老友伊罗生在她去世前几个月去看望她时，发现她对自己终生的理想执信如故。几天 之后，宋庆龄托人送给伊罗生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忙得没时间提笔，恐怕我们下次会面得去外层空 间了。”

诗人柯岩在《永恒的魅力》一书中谈及这张便条时，感慨万千；“好一个外层空间，置生死于度外 的约会。这张便条正是宋庆龄漫长人生中最突出的性格写照：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热衷于实现自己 的理想，从来无视个人得失，毫无名利地位观念。纵观她的一生，为了革命，始终自愿地战斗，直到 最后一息。”

宋庆龄在给好友斯诺写信时也曾谈到：“最近几年来，疾病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在我们尖锐的革 命斗争中所经受的长期紧张生活的遗痕。但是假如一切事情要再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 活。因为落后的事物与意识并不会自行消失的，而必须要通过这样的尖锐斗争才能清除。”

回首平生，对于自己人生理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坚执、笃信若此，无怨无悔若此，几人能够！ 把个人前途命运和全人类进步事业紧密相联，不仅是宋庆龄自己毕生不懈的人生追求，也是地始 终向整个社会倡导和普及的首要生命理念、当宋庆龄饱经了历史沧桑，在年届古稀之时，她更多地把 目光和精力投放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工作上，儿童工作成为了她晚年工作的重心之一。在儿童教 育工作中，她特别强调培养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不同的场合，她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立志 愿和选职业足两回事情”，“真正的志愿不是选择什么职业，而是和立什么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建立崇高的生活理想，建立一个能够把他们个人的前途与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 来的理想” 。

二 宋庆龄对生存方式的独到把握：珍视生命，努力为生

宋庆龄珍视生命，强调努力为生，因为人有生命才能思维，才能生活，才能创造，才能为国家、 为人民、为人类作出贡献，人一旦失去了生命，这一切活动也就终止。

宋庆龄珍视生命，尤其珍视同志和朋友的生命。1935年，当宋庆龄得知鲁迅病重时，她不顾自己 刚做完盲肠手术后的行动不便，立即亲自执笔给鲁迅写信，信的内容感人至深：“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 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 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 革命需要你！！！”“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 治。”“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诗人柯岩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 评价：“从来厌恶夸张、感情深沉的宋庆龄在这封信里运用了一连串的惊叹号和一连串的恳求，表现出 感情的极度诚挚与浓烈、仍然为的是同志的生命，是中国革命的大业。”

的确，在宋庆龄看来，生命的可贵就在于它能为国为民为人类的大业而力尽所能。而那些曾经、 正在或将要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每一生命，都弥足珍贵，要努力保存与珍惜。 正因为从人类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高度来认识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组织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保护和营救了大批爱国人土和革命的有生力量；所以宋庆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从海内外募集了大量用于医疗、救济、教育的物质和资金，援 助积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和游击作战区的平民；所以宋庆龄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富有远见地 开拓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新的工作局面，在救济儿童和贫病文化界人士方面，在妇幼福利 和儿童文化教育领域，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鲜明地体现着宋庆龄珍视群 体生命的人本思想。至于宋庆龄珍视生命的生动个例，更是不胜枚举：为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而竭 尽全力，为营救救国会“七君子”而自请入狱，为抗议纳粹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暴行而仗义执 笔，为不使世界儿童的身心健康受到战争的摧残而反复撰文疾呼……

至于宋庆龄本人，她一生之中，磨难不断，甚至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长期以来，她总能战胜病 魔并具有坚韧的生命意志和强健的生命活力；身处逆境，总能直面严酷的人生考验。在宋庆龄不平凡 的人生旅程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当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旅欧前后的近十年，和“文化大 革命”期间深居简出的十年。具体而言，即 1925－1935年和 1966－1976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不幸在北京病逝。宋庆龄时年32岁。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的十 年，彼此患难、艰危、生死与共，理想、信念。意志合一。孙中山之于宋庆龄，是指导她致力于中国 民主和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导师，是与她相濡以沫、携手并肩“共进大同”的同道爱侣，是鞭策她沿着 “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目标坚定走下去的精神领袖。可想而知，孙中山的遽然离去，对于年轻的宋 庆龄而言，是何等沉痛的打击！然而，在经历了与生命中至敬至爱者的生死别离之后，宋庆不但没 有倒下，没有逃遁归隐，反而以惊人的勇气和承受能力，化悲痛为力量，从极度哀伤中坚强地走出， 独立登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历史舞台。

随后数十载的漫长岁月里，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道义权威，高举孙中山的理想火炬，积极投 身到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洪流之中，追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这期间，她 遇到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多少艰辛！然而“来自西方和中国国内反动派的压力”，“中国和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冲击”，“贫困和流亡、自己家庭的恼怒和这个世界对她的中伤，都不能动摇 她的意志”；她“具有罕见的道义勇气’，“能够在危难中毫不动摇”，“她对孙中山这个名字和自己所肩 负的责任的忠诚经得起永无休止的考验”，就是“死亡也不能吓倒她”。所以，尼赫鲁评价宋庆龄， “自从中国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火焰和灵魂”；所以，斯诺盛赞宋庆龄，在中国 革命遭受严酷挫折的艰难岁月里，她是“不懈地支撑中国未完革命事业的道义中坚”，“她的正直、勇 气、忠实和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佳象征”。总而言之，在国内外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在中华 民族的危机关头，宋庆龄始终坚强地生存着，并充满信心地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 中国而全心全意地奋斗着。

在宋庆龄的生命历程中，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日子有很多，她独自生活的日子也有数十寒暑，但只 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宋庆龄前所未有地从思想上感到了震惊、困惑与迷惘，从心境上感到 了孤独、凄凉与忧伤。这十年，我们的国家在骤起的狂飙和频仍的风雨中飘摇沉浮，已年逾古稀的宋 庆龄也不断地受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冲击：她多年来致力的事业被迫中止或严重遭损；她个人 的生活受到无端污蔑，居所受到抄家的威胁；她所至爱的亲人受到野蛮骚扰，如孙中山塑像被毁、双 亲墓地惨遭挖掘；她所敬重、亲近的同志或朋友遭受残酷攻击与迫害，如刘少奇、金仲华、廖梦醒、 路易·艾黎等相继无辜受冤！

这期间，至友知交斯特朗、斯诺、格兰尼奇、何香凝的先后故去已让宋庆龄哀伤不已，共和国重 要领导人陈毅、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辞世，尤其是后三位巨人的同年逝世，更让她 万分悲痛。在饱受心灵悲怆的同时，与日俱增的病痛继续无情地折磨着她年迈的身体，然而就是在这 样艰难的处境里，宋庆龄还是以超常的毅力，刚强地生存着，并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伸张正义、保护他 人，如关心刘少奇一家，为艾黎写证明信等。

以宋庆龄一生中多次经受生死的考验与历练而言，她无疑早已参透了死生真谛。然而宋庆龄的难 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参透了生死，还要珍惜生命，努力为生！

宋庆龄珍视生命，努力为生，同时她的生存态度又十分洒脱豁达。她不但不看重自己的生理年龄， 甚至还主张“忘记年龄”。她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从不宣布我的生日和年龄，忘掉它，使一个人更好地工作，年龄对于人的活动没有什么关 系！”

对此，诗人柯岩感叹：“一个能忘掉自己生日的人，必然是不害怕老之将至、老之已至的人。而一 个无论年轻或年老都能全心全意工作、为理想献身的人，必然是个无私的人。无私才能无畏，无所畏 惧才能安祥恬静，遇事从容，‘人至无求品自高’，此言之谓也”

诗人所言极是。事实上，宋庆龄即使是在80高龄时，她仍然能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情绪饱满， 雄心壮志不减当年。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 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 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

三 宋庆龄抉择生死的一贯原则：置生死于度外，舍生取义

在宋庆龄心中，何止病痛与老之将至不足忧虑和畏惧，就是死亡本身，也不足畏惧、不必刻意回 避。相反，在她看来，只要是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又何乐 而不为呢？

是生，还是死？对于宋庆龄而言，只要是国家、民族、人类进步事业所需，生死咸宜。生，是为 人民而生才有意义；死，也是为人民而死方有价值。生命诚然可贵，但决不能为了生命而放弃自己的 原则、尊严和气节。此即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

在生死危急关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舍一己之生命换取国家、民族以及广大民众的利益，是宋 庆龄始终坚持和一贯倡导的抉择生死的首要原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九路军将士舍生抗敌的壮举：“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 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 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宋庆龄十分赞赏、钦佩并永远难忘以身殉国的革命同志邓演达，在纪念邓 演达的文章中，她深情地写道：“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 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置生死于度外，所以 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未曾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 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宋庆龄那里，“舍生取义”不只是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的生死理念，更是临 对生死抉择时的真实践行，是带有深刻行动烙印的生死理念。对于“舍生取义”的理念，她不仅“知 之最审”，而且“行之尤力”。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 统府，叛军进逼，形势危急。为了掩护中山先生安全撤离，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中山先生说：“中 国可以没有我，个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中山先生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在 著名的文章《广州脱险》中她描述道：“自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疑葬身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 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 命。”当时，中山先生曾送给宋庆龄一支手枪一粒子弹，留作生命危急时刻自用。宋庆龄在上文中也曾 写道：“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把生的机会给予中山先生，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从 思想和心理上做好献身的准备，并在行动上坚持以身赴死，这是何等卓越的胆识，又是怎样无私高尚 的义勇之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宣告失败。在革命 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坚定不移和不屈不挠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蒋介石及国 民党右派极为嫉恨，通过各种手段对宋庆龄进行恐吓和威胁，始则施展阴谋诡计，造谣中伤，继则进 行武力威胁，甚至派人搜查其住宅。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施展种种手腕，对宋庆龄进行劝诱和拉拢。 戴季陶就曾受命专程到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府邸做说客。谈话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大义凛然，出语句句 掷地有声。当戴季陶劝告她“不要再发表宣言”时，宋庆龄从容作答：“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 枪毙我，或者监禁我。……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和我一样地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 探来包围我。”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作为该同盟的主要领 导，宋庆龄被警告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 颗子弹。但是宋庆龄不顾自己生命也处在险境，在毫无防卫的情况下执意前去参加杨杏佛的丧礼，亲 视入殓；并就杨杏佛的被害发表了及时、有力的声明，痛斥蒋介石及其特务的暗杀手段。几年之后， 当同盟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鲁迅因病去世之后，宋庆龄像她为杨杏佛送葬时那样，在最前列步行，并在 墓地为鲁迅致悼词。而当时的情况正如宋庆龄几十年后的回忆所述——“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 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

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位爱国人士因热心从事反日救国活动而被捕入 狱。宋庆龄闻知此讯，义愤填膺，及时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呼 号。次年6月，她又和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名同志发表了著名的《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指出： “我们准备去进监狱！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我们要使全 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 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7月，宋庆龄亲自带领部分爱国人士，前往审理“七君子事件”的苏 州法院“自请入狱”。一时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响应，要求释放七君子，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自 请入狱”运动。

“自请入狱”，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义举！这样的义举又凝聚了“自请入狱”者怎样的胆识和勇气！ 鲁迅曾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啊，无论是因救国而无辜入狱的“七君子”，还是为救国而“自请入狱” 的宋庆龄等无数的爱国志士，他们不正是支撑着“活的中国”的民族脊梁吗？

的确，对于宋庆龄等优秀的中国志土仁人而言，国家、民族、人民、人类，正义、真理、自由、 和平、进步……，这些看似朴素、常见的字眼，沉淀着历史发展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昭示着历史发展 的必然方向，是人生中最值得牺牲生命以赴的至理与大义。也正是为了维护、争取和追求这些崇高、 光辉的理念，宋庆龄毕其一生鞠躬尽瘁，奋斗不已，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

四 宋庆龄对生死价值与意义的辩证理解：为国为民为人类而献身．虽死犹生

宋庆龄关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充满了辩证的理性光辉。在她看来，生与死的意义是统一的， 只有生得有意义，才能死得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毕生鞠躬尽瘁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那么即使躯体已 逝，但其崇高的精神会永生长存，人民会把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在宋庆龄写作的文章中，纪念文章占有一定的比例。正是在这些纪念文章里，宋庆龄关于生死意 义的辩证理解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宋庆龄为文追忆、纪念的人中，既有伟大的革命领袖如孙中山、毛 泽东、周恩来等；也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懈的爱国志士，如鲁迅、何香凝、邓演达、 邹韬奋等；也有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斯诺、斯特朗等；又有宋庆龄尊敬的文化界进 步人士如杨杏佛、蔡元培、金仲华等；还有英勇不屈的人民烈士、舍己为公的英雄儿女。所有这些人, 虽然他们在时代、国籍、职业、地位、年龄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他们在精神境界上却有 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公而忘私，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鲁迅是宋庆龄十分推崇和敬重的革命斗士。鲁迅逝世后，宋庆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合曾反复论述鲁迅精神，追忆鲁迅。宋庆龄对鲁迅的评价，鲜明地体现着她对生死问题的辩证理解。宋庆龄 对鲁迅的评价很高：“鲁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生活在长夜如磐的旧中国。他用犀利的笔作武 器，冲锋陷阵，不屈不挠，以毕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而坚韧的斗争”；他 “以他卓绝的天才、圣洁的人格和坚韧的意志，在一身之中，集中体现了使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明时代 的意志和力量”。当挚友斯诺因向美国公众真实报道中国情况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冲击、被迫全 家移居瑞士时，宋庆龄曾用鲁迅精神鼓舞他：“当你感到对你的压力的时候，想起像鲁迅这样的人们， 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之中。” 宋庆龄认为，鲁迅提出了“劳动人民必须获得个性的解放”的思想，肯定劳动人民的力量并欢迎 他们；而且鲁迅三十年如一日地“对外表达着中华民族的真实心声”，是“伟大的民族战士，同时也成 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故而“这位不顾任何牺牲去捍卫人民利益，敢于向一切陈腐的旧事物挑战， 顽强地追求进步、追求人类解放的‘真的猛士’”，不但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他“奋然 而前行”的形象和精神，也会成为追求真理的国际进步人土战胜困难、坚持真理的力量源泉。

重读宋庆龄对鲁迅的评价，我们不能不佩服她的高瞻远瞩。今天，“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已成为 简明深刻的真理；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超国界性，也已得到公认。在论及伟大的国 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一生时，宋庆龄的评价同样准确而深刻，眼界同样开放而前瞻，同样闪烁着她对 生死的辩证理解。她指出，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但他曾在加拿大、西班牙、中国三个国家里生活、工 作和斗争，因而“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他属于这三个国家的人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属于和 对国家对人民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一切人”，“他如此崇高地象征着所有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共同 利害”；白求恩不幸牺牲了，但“他是那些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位” 他的生、死和他所遗留 的事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特别密切，“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在宋庆龄看来，值得历史和人民永远铭记的，不仅包括赫赫有名如鲁迅和白求恩等无数勇猛斗士， 也包括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的中外古今的所有勇士。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王若 飞、秦邦宪及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因公乘美机赴延安，飞机中途失事，包括美藉机师四人全机17人均遇 难。噩耗传来，上海各界以宋庆龄为首举行追悼大会。宋庆龄沉痛赋挽联悼遇难美机机师：“谋远东和 平，即谋世界和平，舍身成英烈；为中华民众，亦为美国民众，死后留荣光。”1953年，宋庆龄在参 观了武昌东湖边上的“九女墩”之后，有感于九名太平军女战士为守卫武昌城而献身的英勇事迹，充 满深情地赋诗一首，题为《无名烈士》。诗中写道：“她们反抗，为了人民，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妇女。”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臧克家的诗作《有的人》，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诠释宋庆龄对生死问题 的辩证理解：

“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打倒；
    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却把他举得很高，很高。”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宋庆龄关于生死问题的思想不但丰富多彩，而且独到、深刻，形成了 具有“庆龄特色”的生死理念体系。在此体系中，“国家、民族、人类生死与共”是宋庆龄的生死理念 之魂；“珍视生命，努力为生”与“置生死死于度外，舍生取义”是宋庆龄处理生死问题的智慧与道德法 门；“为国为民为人类而献身，虽死犹生”是宋庆龄评判生死价值的标尺。“珍视生命，努力为生”，是 为了国家、民族、人类的利益；“置生死于度外，舍生取义”，也是因为国家、民族、人类事业的需要； 而“为国为民为人类而献身，虽死犹生”则是由前两者引申而出的逻辑结论与道义评判。

有人曾言：“人的本质就在于能选择如何生活。”宋庆龄的一生，是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是为中 国人民的利益奋斗的一生，是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一生。在宋庆龄不平凡的一生之中， 她所选择的是一种大人生高境界的生活方式：将自己的苦乐荣辱、前途命运、生死存亡与国家、民族、 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紧密相联，处生之艰难则迎难而上，执著为生；临对生死考验则泰然处之，舍生取 义。宋庆龄以高尚的人生选择，生动地论证着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谱写了一曲壮丽辉煌的生命之歌。

新千年伊始，我们有许许多多千年话题，关于人生的话题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种。人最宝贵的 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宝贵而短暂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才更有价值和意义？新的世纪， 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在重新思考这一古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寻找和弘扬这样一种具有 普遍指导意义的人生价值观念；它历经岁月打磨和实践检验，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历久弥新；它 能冲破时空的层层阻隔，鼓舞和激励同时代的人；它也能穿越历史的重重帷幕，启迪和引导未来时代 的人。而笔者以为，宋庆龄关于人生的诸多理念比如本文所述的生死理念，正是具有这样永恒而独特 魁力的人生价值观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通过分析宋庆龄的生死理念，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宋庆龄人生理念的独 特魅力，不只在于其思想之果的坚实鲜明与睿智通达，更在于这种思想之果的形成乃是以她胜于雄辩 的人生践行为基础，而且正是通过这种一以贯之的人生践行，宋庆龄不断地诠释、升华着她的人生感 悟，从而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完美人生境界，赋予了其人生理念永恒的生命活力。

总之，宋庆龄的人生理念不仅是人本的、辩证的、智慧的，更是行动的，诗情与理、知与行的有 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