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参加这次宋庆龄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我感到十分高兴。通过这次研讨会，和诸位同行一起切磋学习，相互交流，以文会友，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快乐的事情。我的论文已经印发给诸位了，对于论文的论据、论点，欢迎大家给予指教，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论文了。我想仅就宋庆龄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腥风血雨，中国人民也受尽了种种屈辱和灾难。为广国家的振兴和统一，无数的贤人志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而宋庆龄就是他（她）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代表，是二十世纪名垂青史的一代伟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宋庆龄与二十世纪，这个主题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当前世纪之交的时候，要求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站在世纪的高度，用宏观的眼光，来考察和研究，在二十世纪里宋庆龄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它们的历史地位，它们的时代特征，从而能够客观地、公正地来评价这位历史巨人的贡献和作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宋庆龄遗留卜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她的革命斗争精神，她的为了国家统一富强而奋斗的意志，和她在各个方面的未竟事业，从而更好地促进我们当前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我想，为了更好地继承宋庆龄的遗志和未竟事业，首先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宋庆龄。要正确地认识宋庆龄，就要求我们从事社会科学、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下大功夫，深入、认真地来研究宋庆龄。通过研究，汲取她思想中的精华，继承她的战斗精神和宝贵的精神遗产，学习宋庆龄，并用她的伟人思想和革命精神来从事具有中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自宋庆龄1981年去世以后，近二十年来，由于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研究宋庆龄的著作，不管是论文、专著，还是资料书、遗著等等的编撰出版，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上海，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福利会，做了很多工作，出版了专著，连续召开学术会议，并且定期编辑出版了五十多期《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这些成果对于进一步发展和推动宋庆龄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成绩，确实令我感到敬佩。但是，学术研究工作是没有止境的，特别是宋庆龄研究；起步很晚，资料分散，应该说，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距离更高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该努力加深，认真地来提高宋庆龄研究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在这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呢？上午，鲁平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提了很多课题，我觉得很好，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很有启发。还有一些同志，已经在或将要进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或出版论文集等。

除了这些工作，我认为还应该从两方面来加强宋庆龄的研究。

第一，上午有的同志谈到，我们的研究、资料工作并不是没有工作可做，而是应该继续深入地来搜集、抢救和整理宋庆龄的历史资料，进行挖掘、考证、整理和编辑出版，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我们当前需要下功夫去做的事情。孙中山的研究应该说已经做了很多了，2001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中央电视台要搞一个像毛泽东、邓小平的文献纪录片。由此我想到，抢救资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能不能去找一找与孙中山有关的人员。见过孙中山的，现在找来找去就找到一个，叫文强，所见所闻还很有限。与宋庆龄有关系的当前健在的人还有不少的，如王光美、鲁平等人、抢救“活”资料、历史资料、口头资料、口述资料，这些工作是不能够等待的、另外，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先驱，她的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结交的朋友遍天卜。她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因此有关她的资料散于各地，我们应该下功夫去搜集。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些，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些，胡佛研究所现在一共有56箱宋氏的档案。这56箱里边，除了16箱因为有规定在宋美龄去世以前不能看，其余40箱我已经翻了一下，里面早期的有一些比如海南岛韩氏家族的，但绝大部分都是四十年代前后的。里面函件、公文、札件什么都有，英文居多数，中文也不少，分A、B两项：A项主要是英文，B项是中文。这40箱档案，对于我们研究民国史、近现代史、宋庆龄的历史都很重要。有些信件，我连翻带看，并复印了一些。这些档案与宋氏兄弟姐妹，蒋介石、蒋经国、李宗仁、冯玉祥等人都有关系，里面有他们的信件，这是散居于官方的档案资料。私人方面，国民党败亡以后，很多国民党元老的后裔逃到美国，我也发现了一点资料，其中有宋庆龄亲笔信。这仅是我一个人看到的，如果大家一起来整理发掘，数量应该是很可观的。因为宋庆龄在生前一直不愿意谈论自己，有些资料烧掉了。七十年代我在写孙中山传的时候，我希望宋庆龄谈谈自己，她坚决拒绝了，并说只谈孙先生，不谈她个人，非常谦虚。她的东西几乎没有保留下来，有些东西现在还没有启封，尚属保密的，包括我们中国社科院去中央档案馆谈，但他们的目录到现在都不能让我们看。虽然如此，但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等待，而要有多少资料研究多少，研究的结论以后证明不妥再否定。八十年代我们搞的宋庆龄年谱，今天看来错误不少。有关宋庆龄资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出版、考证等工作，不是没有工作可做，而是大有可为，并且是迫不及待的。

至于有些考证工作，也应该摆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上海方面做过一些较小课题的考证，如宋庆龄究竟诞生在浦东还是浦西，两种不同的意见长期争论，到今天比较明确了，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就是宋庆龄究竟是什么时候上学的？所有的陈述都认为宋庆龄七岁就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了。但宋庆龄自己说的不是这个样子。宋庆龄在1921年写给外国人白赛脱的信中附了她的自传。在自传中她说：我一直在家读书，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我在中西女塾读书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为什么中外的书都这么写呢？我反复查找资料，发现最早的三本翻译成中文的书，都是新闻记者写的，如美国的西格雷夫、埃米莉·哈恩和罗比·尤恩森，这三本书就是《宋氏家族》、《宋氏三姐妹》和《宋家王朝》，是四十年代出的。但到七十年代以后出的书就不这样写了。另外我查了查宋庆龄兄弟姐妹的资料，宋子文比宋庆龄小一岁，他少年时就读于家中私塾。宋美龄也在家学习英语、既然和她相差很小的弟弟、妹妹都在家读书，宋庆龄也应该在家读书，按虚岁来算应该是十一岁才到中西女塾读书的。（鲁平同志插话：我觉得这是比较可靠的，因为那个时候中西女校是一个中学，它没有小学部的，如果她七岁要上中西女校的话，七岁就读中学了，是不太可能的，说十一二岁是比较可能的，因为中西女校只有初—到高三，是个中学。）当然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认为一定要纠正过来。像这类需要考证的问题，大的也有不少，如宋庆龄对“文革”的认识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她坚持政治原则的真实情况，不了解真实情况，就不可能还历史本来面目。我非常赞同上午鲁平讲的，但还可以再扩展一些，而不仅限于那些，那些是主要的，还应该包括方方面面。

第二，我认为宋庆龄研究应该拓展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切研究工作都必须从解决问题入手，因此就要求我们的视角要更加开阔。一方面要把宋庆龄研究更加紧密地放在当时的、整个二十世纪的时代里面进行考察，同时又要求我们和当前的新的形势发展联系起来，两方面结合，从而在新的理解里面拓展我们的视角，用新的视角、新的角度来研究，不断创造新意。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炒剩饭、翻烧饼不叫学术研究。还有更次而下之的，东抄西拼，剽窃等等，就更为人不齿。研究要贵在创新，要开辟新的领域，这样才能使孙中山、宋庆龄的研究深入下去，提高水平。有些问题如统一战线、国家统一、国家富强、向世界开放、与国际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要开辟新领域、新课题、新方向来攀登宋庆龄研究的新高峰。举几个例子，譬如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关系，孙中山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是个热门课题，成果累累，我在编《孙中山历程》时翻了几百部,确实是看也看不完。在宋庆龄研究方面，我们过去忽略了一点，就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宋庆龄在孙中山研究上对二十世纪起到了哪些别人绝对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个课题至今是空白。至于祖国统一，这个问题宋庆龄也有论述，有这方面的资料。像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在宋庆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攀登新的高峰。因此，我认为应该从这两方面的结合来进行宋庆龄研究。一方面这是学术需要，另一方面也有现实意义。

总之，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愿意作为一个学生与同行们一起交流、学习。接下去还有几天会，我希望和有志于从事这个艰苦工作的、下功夫来进行宋庆龄研究的同志们多多交流。限于时间关系难以展开，就先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谢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根据录音整理）